第十一章 流動的人

我們問她：“你丈夫在哪兒？”

“在美國。”

“他在美國做什麽？”

“當沙皇。”

“猶太人怎麽能在美國當沙皇呢？”

“在美國又有什麽事是不可能的。”她答道。

——尚勒姆·阿萊切姆，1900年左右[1]

我敢說，普天下給人家當仆役的愛爾蘭人比比皆是，他們開始在各地取黑人而代之……這是普遍現象，世界各地幾乎沒有一個仆役不是愛爾蘭人。

——A.H.克拉夫給卡萊爾的信，波士頓，1853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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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移民浪潮始於19世紀中葉。移民的具體情況無法確知，因為那時的官方統計數字反映不出男女老幼在國內乃至在國際之間流動的全部情況。從農村湧向城市，跨地區以及跨城市的人口流動，漂洋過海的移民，前往邊遠地區定居的人們，如此等等，川流不息。至於流動的方法，現在更難以說清楚。盡管如此，有關這次移民的大致輪廓還是可以勾畫出來。1846—1875年間，約有900多萬人離開歐洲，其中大部分到了美國。[3] 這個數字等於是1851年倫敦人口的四倍。在此之前的半個世紀裏，離開歐洲的總人數不超過100萬。

人口流動與工業化形影相隨。現代世界的經濟發展需要大量流動人口，而新式改良的交通條件又使人口流動更加容易、更加便宜。當然，現代經濟發展又使世界能夠養活更多人口。在本書所述時期發生的大規模遷徙並非突如其來，沒有征兆。早在19世紀30和40年代，就已有人預測到不久必定會有大遷徙爆發（見《革命的年代》第九章），然而預測畢竟是預測。原本還是潺潺流動的小溪，如今一下子似乎突然變成了滔滔不息的急流。1845年前，每年前往美國的外國人數只有一年超過10萬人；但在1846—1850年之間，平均每年離開歐洲的人數多達25萬人以上，此後五年平均每年達35萬；僅1854年，前往美國的人數就不下42.8萬。移民繼續以空前規模發展，數量大小不等，隨遷出國和接受國的經濟好壞而定。

當時的移民不可謂不多，但與以後的移民規模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19世紀80年代，平均每年移居國外的歐洲人達70萬—80萬，1900年後，平均每年達100萬—140萬。因此光是1900—1910這10年間移居美國的人數，便遠高於本書所述的整個時期。

對移民最明顯的限制因素是地理條件。暫且撇開因販賣非洲奴隸而造成的移民不談（奴隸貿易此時已屬非法，英國海軍相當有效地切斷了奴隸貿易路線）。我們可以說國際上的移民主體是歐洲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西歐人和德國人。當然中國人此時也在流動當中，流向中國北部邊境，流向中央帝國的邊緣地區，流入漢族故鄉以外的地區；住在南方沿海地區的人則移入了東南亞的半島和島嶼上，但人數究竟有多少，我們還說不準。也許人數不是很多。1871年在海峽殖民地（即馬來亞）大約有12萬人。[4] 印度人在1852年後開始向鄰國緬甸移民，不過數目不大。因禁止奴隸貿易而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在某種程度上由主要來自印度和中國的“契約勞工”填補了，他們的狀況比起奴隸實在也好不了多少。1853—1874年，約有12.5萬中國人移居古巴。[5] 他們在印度洋群島以及太平洋地區與印度人組成少數民族的雜居區，與古巴、秘魯和英屬加勒比海的華人組成規模較小的華人區。一些具有冒險精神的華人已為美國太平洋沿岸最早開拓的地區所吸引（見第三章），他們為當地報紙提供了不少有關洗衣工和廚師的笑料［舊金山的中國餐館是他們在淘金潮期間開創的（波士頓《銀行家雜志》說：“此地最好的餐館是從中國來的冒險家開設的。”）[6] ］在經濟蕭條時期，他們又成為政客們進行種族排外的宣傳材料。國際貿易使得世界性的商船隊發展神速，商船隊船員大部分是“東印度水手”，他們在世界各大港口都滯留和儲備了一批數量不多的有色人種。在殖民地招募軍隊又使一部分有色人種首次踏上歐洲土地。（這時期英國的殖民部隊絕大部分是從印度招募來的，並用於印度，或用於英印政府統治範圍之內、倫敦英國政府統治範圍之外的一些地區。）征召殖民軍的國家主要是法國。法國希望借由此舉抵消德國在人口上的優勢（這是19世紀60年代的熱門話題）。

就歐洲移民而言，大規模漂洋過海的洲際移民僅局限於少數國家，在本書所述時期，絕大部分移民是英國人、愛爾蘭人和日耳曼人，從19世紀60年代起還有挪威人和瑞典人，丹麥人從未達到類似的移民高潮。由於挪威、瑞典移民的絕對數字不大，從而掩蓋了它們在其總人口中實際所占的巨大比重。在挪威新增的人口當中，約有2/3跑到了美國，超過其比例的只有不幸的愛爾蘭。愛爾蘭移居國外的人數已超過其人口增長總額。自1846—1847年的大饑荒之後，愛爾蘭每一個10年的人口均呈下降趨勢。英國和日耳曼的移民雖沒超過其人口增長部分的10%，但從絕對數字上看，這仍是一支非常龐大的隊伍。1851—1880年，約有530萬英國人離開了英倫三島（其中350萬去了美國，100萬去了澳大利亞，50萬去了加拿大），這是直到那時為止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越洋移民大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