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流動的人（第3/8頁）

穿越國境和大洋的移民造成了一些比較復雜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根本不是由於他們移入一個語言不通的國家所引起的。事實上，移民中最大的一部分來自英倫三島，他們沒有嚴重的語言障礙問題，不像某些國家（例如中歐和東歐的多民族帝國）的移民容易在新移居地遇到語言困難。不過，暫且撇開語言問題不談，移居國外的僑民帶來一個尖銳的問題：他們的國籍歸屬（見第五章）。僑民如留居在新國家，他們是否要割斷與祖國的關系，如要割斷，移民願意嗎？僑民如居住在本國的殖民地，這問題自然就不存在，例如住在新西蘭的英國人或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他們只是把原來的國當作“家”。問題最尖銳的地方是美國。美國歡迎移民，但又對移民施加壓力，要他們盡快變成使用英語的美國公民，理由是任何一個理智的公民都希望成為美國人。事實上多數移民也的確如此。

改變國籍當然並不意味著與原先國家一刀兩斷。恰恰相反，移民們典型的例子是，當他們到了一個新的環境後，便很自然地與命運相同的人抱成一團，原因是新環境對他們太冷淡了。19世紀50年代，美國當地人對如潮水般湧來、饑腸轆轆、“愚昧無知”的愛爾蘭人的反應，就是仇視和排斥。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地退到他們的同胞當中，同胞是他們唯一熟悉的、能夠給予幫助的群體。美國對移民而言不是一個社會，而是一個掙錢的地方，它教給移民的第一句正式英語是：“我聽到笛聲響，必須趕快進工廠”（這句順口溜刊登在國際收割機公司為波蘭勞工學習英語而印制的小冊子上。這是第一課，隨後的句子是：我聽到五分鐘的笛聲／是去上工的時候了／我從大門口的墻上拿了牌子，把它掛到工作部門的墻上／換好衣服，準備工作／午飯鈴響了／趕快吃飯／不打鈴不準吃飯／五分鐘後鈴又響了／丟下飯碗準備上工／專心做工，直到鈴響才下班／換上幹凈衣服／我必須回家）。[10] 第一代移民，不論男女，不論如何勤奮學習新生活的技巧，他們仍強迫自己聚居在一起，從古老的習慣中，從自己的同胞中，從對他們輕率拋棄的故國懷念中，獲取支持和安慰。生活豪放不羈的愛爾蘭江湖藝人，即將在美國大城市創立現代流行音樂這一行，他們那對天生會笑的眼睛使他們發財致富，但其成功不是無緣無故的。甚至富庶的紐約猶太金融家，例如古根海姆家族（Guggenheims）、庫恩家族（Kuhns）、薩克斯家族（Sachs）、塞利格曼家族（Seligmanns）以及萊曼家族（Lehmanns）的人，他們腰纏萬貫，凡能用錢買到的東西他們都有，而一切東西幾乎都能用錢買到，但他們還不是美國人，不像住在維也納的沃特海姆斯泰因家族（Wertheimsteins）自認是奧地利人，住在柏林的布萊克魯德爾家族（Bleichroeders）自認是普魯士人，甚至已經國際化了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住在倫敦的便自認為是英國人，住在巴黎的便自認為是法國人，而住在美國的既是美國人，又是德國人。他們說話用德語，書寫和思維也用德語，參加德國的結社，倡議發起德國人的組織，他們常把孩子送回德國上學。[11]

然而移民出國需要克服數不勝數的基本物質困難。他們首先要弄清楚該去哪兒以及到了那裏能做什麽。他們必須從遙遠的挪威石質高原前往明尼蘇達，從波美拉尼亞（Pormerania）或勃蘭登堡（Brandenburg）前往威斯康星州的綠湖地區，從愛爾蘭凱裏郡（Kerry）的某個市鎮到芝加哥。要花多少錢還不是一個不可克服的難關，然而遠洋郵輪統艙的條件，卻是極其糟糕，就算還未置人於死地，但也惡名遠揚，特別是在愛爾蘭大饑荒後。1885年移民從漢堡到紐約的船票是7美元。從南安普敦到新加坡的船票價格，已從19世紀50年代的110英鎊減少到19世紀80年代的68英鎊，當然，這條航線的客輪是為身份較高的旅客所提供的。[12] 船票之所以便宜，不僅是因為身份低賤的船客不會要求比豬狗好多少的吃住條件，他們也不允許，也不是因為移民所占空間較少；甚至也不是因為交通量的增加而降價，而是由於經濟原因：移民是非常合算的散裝貨。也許對大多數移民來說，到達登船口岸——勒阿弗爾、不來梅、漢堡，尤其是利物浦——的路費，要比橫渡大西洋的費用貴得多。

即便如此，對許多非常貧窮的人來說，這筆錢也未必拿得出來，雖然他們在美國、澳大利亞工資較高的親戚能輕易籌措這筆費用，寄回國內。事實上，這筆錢只是他們從國外匯回祖國的眾多匯款中的一部分，因為移民不習慣國外新環境中的高消費，遂都成了儲蓄能手。僅以愛爾蘭人為例，19世紀50年代早期，他們一年匯回的錢款便有100萬英鎊到170萬英鎊之巨。[13] 然而，如果窮親戚愛莫能助，形形色色的承包商、中介人便會為了賺錢而出面安排。只要一方需要大量勞動力（或土地，住在威斯康星州普林斯頓市的一位德國鐵匠買了一塊農田，然後以信貸方式出售給自己的移民同胞）[14] ，另一方對接納國的情況又一無所知，雙方遠隔重洋，代理人或中介人便可從中大發其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