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業·工人階級

如今我們每人所吃的面包，

都用蒸汽機和渦輪機烘烤；

也許有朝一日，面包

將由機器塞進我們嘴裏。

特勞泰諾有兩個教堂墓地，

一是窮人的，一是富人的；

即使在陰曹地府裏，

窮鬼與富鬼也分成貴賤高低。

——《特勞泰諾周報》（Trautenau Wochenblatt ）上的一首詩，1869年[1]

從前如果有人把富有手藝的工匠叫作工人，他會跟你反目……如今人們告訴工匠，工人是國內最高職銜，於是，工匠都說他們要做工人。

——梅爵士，1848年[2]

貧窮問題就像死亡、疾病、嚴冬以及其他自然現象問題。我不知道如何結束貧困。

——薩克雷，1848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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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新移民來到了工業和技術世界”，或說“工業和技術世界的新一代誕生了”，這話顯然都是對的，但都無法生動描繪出工業和技術世界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首先，這個世界與其說是由工廠、工廠主、無產階級組成的世界，倒不如說是一個被工業的巨大進步改造過的世界。工業遍地開花，城市拔地而起，變化翻天覆地。然而變化無論如何巨大，其本身都不足以成為衡量資本主義影響的尺度。1866年，波希米亞紡織中心賴興貝格［Reichenberg，今利貝雷茨（Liberec）］的產量，有一半是手工業工人用手搖出來的。當然，如今大部分產品都是從幾個大工廠生產出來的。從工業組織上來看，賴興貝格顯然不如蘭開夏先進。蘭開夏最後一批使用手搖紡織機的工匠，已於19世紀50年代轉至其他部門就業了。但我們如否認賴興貝格的紡織業是工業，這便有失偏頗。捷克蔗糖業在19世紀70年代早期蓬勃發展，在其巔峰時期，全國蔗糖廠裏雇用了4萬人。這個數字貌不驚人，但從甘蔗田面積的擴大便可看出新興蔗糖工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從1853—1854年到1872—1873年間，波希米亞農村的蔗田面積增加了20多倍（從4800公頃增加到12.38萬公頃）。[4] 從1848—1854年，英國乘坐火車的人數幾乎增加一倍——從大約5800萬人次增加到大約1.08億人次——同時鐵路公司貨運收入也幾乎增加了兩倍半。這個數字比工業產品或公務旅行的準確百分比更能說明問題。

再者，我們可以斷言，工業工作本身特有的組織結構以及都市化——急速發展的城市生活——可說是新生活最戲劇化的形式。說它新，是因為當時仍有某些地方性職業和城鎮繼續存在，掩蓋了它的深遠影響。在本書所述時代結束後的若幹年（1887年），德國教授費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劃分了禮俗社會（Gemeinschaft）和法理社會（Gesellschaft）之間的區別，這對孿生兄弟如今已成為每位社會學學生耳熟能詳的名詞。滕尼斯的劃分與他同時代學者的劃分（即後來習慣上稱之為“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劃分）很相似——例如梅爵士將社會的進步總結為“從身份決定一切到契約決定一切”。問題核心在於滕尼斯的分析不是以農民社團和都市化社會之間的區別為基礎，而是以老式城鎮和資本主義城市之間的區別為基礎，他稱資本主義城市“基本上是商業的城鎮，由於商貿控制了生產勞動，因此也可說是工廠的城鎮”。[5] 這個工廠城市的新奇環境及其結構正是本章所要探討的問題。

除鐵路外，城市是工業世界最突出、最明顯的外部象征。都市化的現象在19世紀50年代後發展神速。19世紀上半葉，只有英國的都市化年增長率高於0.2。（這代表了這一時期內第一次人口普查和最後一次人口普查之間以年為單位的城市人口百分比的變化水平。）[6] 比利時幾乎可以達到這個水平。但在1850—1890年之間，奧匈帝國、挪威和愛爾蘭的都市化已達到了這個增長率，比利時和美國的增長率則在0.3—0.4之間，普魯士、澳大利亞和阿根廷在0.4—0.5之間，英格蘭、威爾士（仍以微弱優勢領先）以及薩克森的年增長率更在0.5以上。如果說人口往城市集中是“19世紀最突出的社會現象”[7] ，這只是道出了有目共睹的事實。以今日的標準來看，這種進展還不算很快——直到19世紀末，都市化速度達到1801年英格蘭和威爾士水平的國家還不到12個。然而，自1850年起，所有國家（除蘇格蘭和荷蘭）均達到了這個水平。

這個時期典型的工業城鎮，從現代標準來看，也只是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中歐和東歐有些首都（它們都向特大城市發展）也成了主要制造中心——例如柏林、維也納和聖彼得堡。1871年奧爾丹（Oldham）的人口有8.3萬人，巴門7.5萬人，魯貝6.5萬人。事實上，前工業時期的著名老城市，沒有幾個能吸引新型產品前去安家落戶，因而典型的新工業區，一般說來是先由幾個村子共同發展成小城市，幾個小城市又進而發展成較大的城市，但它們和20世紀的工業區還是不一樣（20世紀的工業區是一大片緊密連在一起的地區），雖然它們的工廠煙囪（經常是聳立在河谷邊、鐵路旁）、褪了色的單調墻面以及籠罩其上的煙幕，的確也使它們有種連貫性和一致性。城裏居民離田野很近，只要步行便可到達。直到19世紀70年代，德國西部的工業大城，例如科隆和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都是靠其四周農村提供食糧，農民每周一次把物品送到市場上賣。[8] 在某種意義上，工業化的沖擊確實造成一種反差強烈的對照：一面是灰暗、單調、擁擠和傷痕般的居民區，一面是色彩絢麗的村莊以及與村莊緊密相連的山巒，就像英國的謝菲爾德（Sheffield），“人聲嘈雜，濃煙滾滾，令人厭惡，但其四周卻是世上最迷人的鄉村景色”。[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