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結果

第十章 土地

印第安人現在每星期能掙九個小銀幣。一旦他們每天能掙到三個小銀幣,他們每周的工作時間便絕對不會超過一半,因為這樣他們仍能拿到九個小銀幣。當你改造了一切之後,你還得回到你的起點:回歸自由,不需要為發展農業而制定賦捐、法律條令和規章制度的真正自由;回到無限美好的、堪稱政治經濟最高境界的放任自由。

——墨西哥一地主,1865年[1]

所有過去用來反對大眾階級的偏見,今日仍用在農民身上。由於農民得不到中產階級所受的教育,所以就得忍受不同待遇,忍受別人的輕視,於是鄉下人遂強烈渴望擺脫這種輕蔑的壓迫,於是就發生了咄咄怪事:我們舊有的風俗習慣蛻化了,我們的種族腐朽變質了。

——曼圖亞一家報紙,1856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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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時,世界人口,甚至歐洲人口中絕大部分都居住在農村。即使在第一個工業化經濟的英國,城市人口在1851年前仍未超過農村人口,1851年也只剛剛超過——51%。除了法國、比利時、薩克森、普魯士和美國外,沒有一個國家的城市人口超過其總人口的10%,而那時全世界的城市不過1萬多個。到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情況大有改觀。然而除個別例外,農村人口仍雄居城市人口之上。所以直到那時,大部分人的生存運氣仍取決於土地莊稼的好壞。

土地收成好壞一方面有賴於經濟、技術和人口因素,這些因素存在於全球各地,至少存在於地理—氣候的大區域裏。即使各地有其特殊性和落後現象,這些因素同樣在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土地收成也取決於社會、政治、立法等機制因素。這些因素千差萬別。即使世界通過這些機制的運轉,形成了一致的發展趨勢,但各地的機制因素仍是迥然不同。從地理上看,北美大草原、南美大草原、俄羅斯南部和匈牙利南部的無樹林大草原,有很多相似之處:都程度不同地處於溫帶,都是大平原,都適宜於大規模開墾種植。從世界經濟角度來看,它們也都發展了相同類型的農業,成了主要糧食出口國。但從社會、政治和法律上看,北美草原與歐洲草原就有很大區別:北美草原上除狩獵的印第安人外,基本上無人居住;歐洲草原很早就有人來定居務農,即使人煙還不算很稠密;新世界(美洲)的自由農和舊世界(歐洲)的農奴有天壤之別;1848年後匈牙利發生的農奴解放形式與1861年後俄羅斯發生的農民解放形式截然不同;阿根廷的大莊園主與東歐的貴族地主和鄉紳也不一樣;各有關國家的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和土地政策也各不相同。對歷史學家來說,忽略它們的區別跟忽略它們的共性一樣,都是不應該的。

不過全世界的農業在下列這點上的確越來越相似:服從工業世界經濟的需要。由於工業世界的需求擴大,農產品商業市場遂成倍增加——多數是糧食和紡織工業的原料以及工業用糧,不過這一點的重要性不大——國內外市場同時增加。國內市場增加是因為城市迅速發展。工業世界所擁有的技術,使通過鐵路和汽船將迄今未遭剝削地區有效地納入世界市場範疇成為可能。當農業采取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或至少是改用商業化大規模經營的方式後,社會受到強烈沖擊,人與土地之間那種代代相傳的密切關系松懈了,特別是當他們發現自己家無寸地,或只有極少土地,無法養家糊口的時候。與此同時,新興的工業和城市又貪得無厭地渴求勞動力,先進的城市與落後的、“黑暗的”農村之間,距離日益增大,終於迫使他們離鄉背井,遠走他方。在這個時期,我們見到農產品貿易(這是農產品使用範圍明顯擴大的標志)與較大範圍的“從土地上遠走高飛”的現象——至少是在受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直接影響的國家裏——同時增長,而且增長幅度極大。

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裏,這個進程顯得特別迅速,其原因有二,即世界經濟在廣度和深度兩方面的急速發展。這兩方面的急速發展,是這個時期世界歷史的主旋律。拜科技進步之賜,偏遠以及無人地區的開拓度大增,原本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為糧食出口區,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美國中部平原和俄國東南部。1844—1853年間,俄國每年出口糧食約1150萬公石,但到了19世紀70年代下半葉,出口已達4700萬到8900萬公石。在19世紀40年代,美國出口的糧食幾乎可忽略不計(也許只有500萬公石),此時卻向國外出售1億多公石。[3] 與此同時,我們也發現“先進”世界已開始嘗試將國外某些地區變成其特殊產品的供應地——孟加拉的靛青和麻,哥倫比亞的煙草,巴西和委內瑞拉的咖啡,埃及的棉花更不用提了,如此等等。這些新的出口作物取代或補充了當時同類的傳統出口農產品——加勒比海和巴西正在減少的糖、內戰時期美國南方諸州的棉花。整體而言,除了個別例外(例如埃及的棉花和印度的麻),這些經濟特殊作物並非一成不變,即使有些固定不變,其規模也不能與20世紀相比。恒久不變的世界農業市場模式,在帝國主義經濟於1870—1930年間形成之前,尚未確立。看似欣欣向榮的產品也可能潮起潮落,時升時降;19世紀第三個25年期間生產這類出口農產品的主要地區,後來不是停滯不前,便是完全放棄。聖保羅州(São Paulo)曾是這個時期生產咖啡的主要基地。如果說巴西已成為主要咖啡生產國,聖保羅的咖啡產量充其量只占全國產量的1/5,只及裏約(Rio)的1/4,印度尼西亞的一半,錫蘭(Ceylon)的兩倍。錫蘭的茶葉種植業在這段時間還無足輕重,19世紀70年代晚期茶的出口還未單獨注冊,19世紀70年代後也只少量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