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結果（第2/11頁）

盡管如此，農產品此時已成為主要的國際貿易項目，這通常會導致農業高度專業化，甚至使出口農產品的地區只種植單一作物（其理由顯而易見）。技術的發展使這種局面成為可能，因為大量散裝貨物在進行長距離陸上運輸之時，其主要運輸工具只能依靠鐵路，而鐵路在19世紀40年代之前尚未問世。與此同時，技術顯然隨需求而誕生，或預測到市場需求而加以開發。這在美國南部的遼闊平原和南美若幹地方最為明顯。那些地區的牲口實際上並不需要人們精心飼養，只要由高卓人（gauchos）、拉內洛斯人（llaneros）、瓦克羅人（vaqueros）和牛仔放牧就行。然而成倍增加的牲口，正大聲呼喊著唯利是圖的城裏人找個運輸途徑把它們轉換成錢。得克薩斯人將牲口趕到新奧爾良，1849年後又進而趕到加利福尼亞。促成農場主人長途跋涉開拓這條牲口之路的原因，正是東北部已顯示出它將成為一個大型市場。這條牲口之路成了“蠻荒的西部”英雄浪漫史的組成部分。這條路將偏僻的西南部與緩慢延伸過來的大車站連接起來，又借由一座座火車站與芝加哥相聯系。1865年芝加哥的儲貨場開放了。內戰爆發之前，每年有成千上萬頭牲口來到這裏；內戰結束後的20年裏，每年來到這裏的牲口更不下幾十萬頭，這種盛況一直延續到鐵路網絡的完成，延續到19世紀80年代“蠻荒的西部”因耕種技術提高而告別了它的古典時期，告別了以畜牧為主要經濟的時期。與此同時，人們也開始試探新的家畜利用法：一是傳統的方法，即在家畜屠宰後將肉腌制並風幹；二是某種濃縮法［1863年拉布拉他河諸州已開始把李比希（Liebig）的肉類萃取法應用到生產上］；三是制成罐頭；四是冷藏法，也是最具決定性的方法。波士頓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收到一些冷凍肉，倫敦也自1865年起從澳大利亞運來少量冷凍肉，但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結束之前，冷凍肉並沒有很大的進展。不過這也沒什麽好奇怪，因為美國企業的兩大先驅，即美國兩大包裝公司巨頭斯威夫特（Swift）和阿穆爾，直到1875年還未在芝加哥站穩腳跟。

因此，農業發展的活躍因素是需求，是世界各城市和工業地區對食品需求的日益增長，對勞動力需求的不斷增加。這兩項與日俱增的需求結合在一起，遂出現了欣欣向榮的經濟。經濟增長促進了大眾消費水準的提高，也提升了每個人的平均需求。隨著名副其實的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的建立，新市場仍無處可尋（誠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但老市場卻方興未艾。自工業革命以來，新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就業的能力首次與其擴大再生產的能力並駕齊驅（見第十二章）。結果是，舉個例子來說，英國在1844—1876年間，每人平均的茶葉消費量增加三倍，同期的每人平均食糖消費量從大約17磅增加到大約60磅。[4]

於是，世界農業日趨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由國際和國內資本主義市場所壟斷，另一部分是基本上獨立於資本主義市場之外。所謂的獨立農業並不意味著不進行任何買賣，更不代表那裏的農業生產者過的是自給自足的生活。它指的是在這片農民擁有的土地上，自然經濟很可能占相當高的比例，交易行為可能局限在鄰近的狹窄範圍內，而這些地區的小城市糧食是由方圓一二十英裏的農村所供應。這兩種農業經濟盡管都有買賣，卻有本質上的區別：一種是向外界出售的東西十分有限，且有選擇；另一種則是自己的命運是由外部世界主宰。換句話說，一種是被歉收和因歉收而必然造成的饑餓幽靈所困擾，另一種則是被相反的情況，即被豐收或突然出現的市場競爭以及價格急遽下降的鬼魅所糾纏。到了19世紀70年代，造成全球性和具有政治爆炸性的農業蕭條的原因很多，世界農產品充足是其中的第二大原因。

從經濟角度看，傳統農業是股消極力量，它對大市場的波動無動於衷，如受波及，也會竭盡全力進行抵制。在條件好的地方，土地能使男男女女維持生計，傳統農業能把他們束縛在土地上，或是季節性地派出多余人手沿著傳統小路出去找工作，就像巴黎的許多建築工地吸引了法國中部的小自耕農一樣。有些駭人聽聞的鄉間事情，城裏人根本無法想象。巴西東北部的旱災就像降下殺人刀般，迫使足不出戶但又饑腸轆轆、骨瘦如柴、與其豢養的瘦小家禽相差無幾的男男女女外出逃荒；等到旱災過後，他們又回到龜裂、長滿仙人掌的故土，而任何“文明的”巴西人是從來不屑去那種地方的，除非他們要對某個住在窮鄉僻壤、眼裏布滿血絲的救世主進行軍事討伐。在喀爾巴阡山區，在巴爾幹，在俄羅斯西部邊陲地區，在斯堪的納維亞以及在西班牙［我們只舉世界上最先進的（歐洲）大陸的幾個地區］，世界經濟，也就是除了這些地區以外的現代世界，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對這些地區來說意義不大。時至1931年，當波蘭人口統計官員進行人口普查，問波利西亞（Polesia）居民屬於哪個民族時，他們根本不懂民族是什麽意思，只能回答說“我們是這一帶的人”，或說“我們是本地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