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變化中的社會

根據（共產主義）原則，應是“各盡其能，各取所需”。換言之，誰也不能因為自己力氣大、能力強或工作勤奮而得到任何利益，而是要去照顧弱者、愚者和懶漢的需要。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1]

政府正由擁有財富之人的手中傳到一無所有者手中，正從那些基於物質利益致力維護社會之人的手中，交到那些對秩序、穩定以及現狀漠不關心之人的手中……也許，依照地球變化法則，工人贊成我們這個現代化社會，而過去的野蠻人則贊成古老社會，贊成分化、瓦解的騷動因素！

——龔古爾兄弟，巴黎公社期間[2]

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高唱勝利凱歌之際，雖然出現過一些群眾性政治運動和工人運動，但希望有個新社會能取而代之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尤其是在1872—1873年間。然而幾年之後，這個曾經取得如此輝煌勝利的社會再一次發生動搖，在其前途迷茫之際，它必須再一次嚴肅對待那些想要取代它、推翻它的運動。所以我們有必要檢視一下發生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的激進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運動。這樣的檢視不能只根據後見之明，當然歷史學家也沒有理由放棄這項最強大的武器，還必須通過當時人的眼光。今天有錢有勢的人信心十足，他們不怕其統治會因為翻舊賬而結束。而且革命是不久前發生的事，記憶猶新。1868年時，任何一個40歲的人，在歐洲發生最偉大的革命之時，他已將近20歲；50歲的人則已經歷了19世紀30年代的革命，雖然那時他還是個孩子，但在1848年革命時他已成年。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蘭人以及其他人等都曾在本書所述時期的最後15年裏經歷過動亂、革命以及其他頗具動亂意味的大事，例如加裏波第解放意大利，等等。無怪乎當時的人們會對革命抱有強烈深刻的希望或恐懼。

我們知道，這種情況不是1848年後若幹年裏的主流。這幾十年的社會革命就像英國的蛇一樣：有是有，但不是英國動物裏非常重要的部分。在那充滿希望和失望的偉大一年，歐洲革命曾經近在眼前——也許非常真實——但又轉成過眼煙雲。我們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希望革命之火能在幾年後再度燃燒。例如1857年發生全球性經濟蕭條之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便真切盼望經濟蕭條能引發革命的再次總爆發。但革命沒有發生。自此，他們不再期待革命會在可預見的未來爆發，更肯定1848年革命不會再度重演。但若因此認為馬克思變成某種漸進式的社會民主黨人（按照這個詞的現代意義），或認為馬克思希望以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那就錯了。就算有些國家的工人能借由選舉獲勝，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權（他提到美國、英國，也許還有荷蘭），但在他們奪得政權、砸碎舊政治和舊機制（馬克思認為這是必不可少的）的時候，也必然會導致舊統治者的暴力反抗。毫無疑問，馬克思在這方面是很現實的。政府和統治階級可能準備接受一個不會威脅到其政權的工人運動，但是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他們會接受一個會威脅其政權的工人運動，特別是在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鎮壓之後。

因此，在歐洲先進國家發動革命不再是可行的政治活動，遑論社會主義革命。誠如我們已看到的，馬克思對革命前途深感懷疑，甚至認為在法國也行不通。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眼前的發展取決於工人階級獨立的群眾性政黨組織，而群眾政黨組織近期的政治要求卻不是革命。馬克思向采訪他的美國記者口述德國社會民主黨黨綱時，刪掉了其中設想社會主義未來的一條（“建立社會主義生產合作社……在勞動人民的民主管理下”），以作為對拉薩爾派的讓步。他認為社會主義“將是運動的結果。但仍需取決於時間、教育，以及社會新形態的發展”。[3]

前途遙遠，不可預測，但仍有望通過資本主義社會邊緣地區，而非中心地區的演變，大大縮短其距離。從19世紀60年代晚期，馬克思開始從三個方向認真設想采取間接方法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戰略，其中兩個已證明是正確的預測，而另一個是錯誤的。這三條思路是：殖民地革命、俄國以及美國。殖民地革命是他分析愛爾蘭革命運動（見第五章）的結論之一。英國那時對無產階級革命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英國是資本的中心，是世界市場的統治者，同時又是“革命物質條件已發展到一定成熟度的唯一國家”。[4] 所以國際工人協會的主要目標必須是鼓勵英國革命，鼓勵的唯一辦法便是協助愛爾蘭獨立。愛爾蘭革命（或更籠統地說，各附屬國人民的革命）不是為了愛爾蘭自己，而是希望它能在資產階級國家的中心地區扮演革命的催化劑，或成為資本主義宗主國的阿喀琉斯之踵（意為致命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