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變化中的社會（第2/7頁）

俄國的角色也許更具野心。從19世紀60年代起，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一場俄國革命已不僅是一種可能，而且是非常可能，甚至是肯定的。俄國革命若發生在1848年，當然也會受歡迎，因為它可搬掉西方革命勝利道路上的主要絆腳石，但若發生在此時，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一場俄國革命也許真的是“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雙方並可進而互相補充”（摘自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俄國版《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5] 我們還可進一步推想，俄國革命也許能直接導致俄國的土地公有制，越過成熟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但馬克思對此推論從未表示完全支持。馬克思的推測非常正確，革命的俄國的確改變了世界各地的革命前景。

美國的作用將比核心角色差一些。其主要功能是消極性的：憑借自己神速的發展，打破西歐，特別是英國的工業壟斷；並由於大量農產品出口，砸碎了歐洲大小土地產業的基礎。這個評估當然是正確的。但它是否也能對革命勝利具有積極貢獻呢？在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認為美國政治制度會出現危機。這種推論並非不切實際，因為農業危機將削弱農民的力量，削弱“整個憲法的基礎”；而投機商和大財閥所攫取的政治權力越來越大，也將使人民產生反感。他們還指出美國的群眾性無產階級運動正在形成。也許他們對這種趨勢不抱太多期望，但馬克思表示過某些樂觀態度，說“美國人民比歐洲人民更加堅決……每樣東西都成熟得更加快些”。[6] 然而他們把俄國和美國這兩個《共產黨宣言》原先刪去的大國相提並論就不對了：俄國和美國未來的發展將有天壤之別。

馬克思的觀點在他逝世後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在當時，他的思想尚不是重要的政治力量，盡管在1875年已有兩個跡象能說明他後來的影響：其一是一個強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其二是他的思想深入俄國知識分子心中。這些他本人從沒想到，但若追溯當時情況，這也不是非常出人意料的。19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這位“紅色博士”常為國際工人協會籌劃活動（見第六章），同時也是該協會最具影響力的地位崇高之士。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國際工人協會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馬克思主義運動，甚至也說不上是涵括足夠馬克思主義者的運動（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數是移居國外的德國人，是馬克思的同代人）。國際工人協會由許多左翼團體組成，它們之所以組成聯盟，主要是（也許完全是）因為它們都想把“工人”組織起來。國際工人協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不全是一勞永逸的成功。國際工人協會的思想代表了兩類人士的思想：一是1848年革命的幸存者（甚至是在1830—1848年間經過改造的1789年革命幸存者），他們代表的是某種改良式工人運動的期望；其二是無政府主義，那是一種乖戾革命理想的亞變種。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所有革命理論都要也必須與1848年革命經驗相吻合，馬克思是如此，巴枯寧、巴黎公社社員以及俄國民粹派皆如此（關於俄國民粹派我們將在下文續論）。有人也許會說，他們都是從1830—1848年的動蕩歲月中走過來的，但他們沒有把1848年前的那面大旗，即空想社會主義，從左派隊伍裏永遠砍除。主要的烏托邦傾向已不復存在。聖西門思想已割斷了與左派的聯系，轉入孔德的實證論，而且變成一群資產階級冒險家（主要是法國人）共有的不成熟經驗。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的追隨者將他們的理論研究轉向唯心論和世俗主義，將他們的實踐活動轉向合作商店這一不大的領域。傅立葉（Fourier，1772—1837）、卡貝以及其他提倡共產主義社區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自由土地上，享有無限機會的人）都被淡忘了。格裏利（Greeley，1811—1872）提出“年輕人，往西走”的口號，這比他早期的傅立葉式口號強多了。空想社會主義到1848年時已告銷聲匿跡。

法國大革命的後代在1848年後仍活躍在舞台上，其類型從激進的民主共和派到布朗基式的雅各賓共產黨人都有。民主共和派時而強調民族解放，時而強調對社會問題的關心。他們是傳統左派，既未學到什麽，也未丟失什麽。巴黎公社的某些極端分子，除了想再發動一次法國大革命外，根本別無他求。布朗基主義靠著它頑強的決心和巧妙的組織，終於在法國生存下去，並在公社裏發揮重要作用，但這是它最後一次亮相機會，此後再也未曾扮演過重要角色，且即將在法國新社會主義運動的不同趨勢撞擊下消失隕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