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變化中的社會（第3/7頁）

民主激進主義的生命力較為頑強，因為它的主張真正表達了各地“小人物”（店主、教員、農民）的願望，亦即工人的基本要求，同時也投自由主義政客所好，希望自由主義政客支持他們。自由、平等、博愛也許不是具有精確意指的口號，但面對有錢有勢的大人物，窮人和普通百姓仍知道這個口號的含義。然而即使民主激進主義的正式綱領實現了，一個像美國那樣借由平等、無條件普選產生的共和國成立了［所謂無條件普選是針對男子選舉權而言，當時尚無任何國家認真考慮婦女的公民權，只有美國富戰鬥精神的鬥士開始為此努力，維多利亞·伍德哈爾（Victoria Woodhull）便於1872年參加總統競選］。民主的熱情也不會因之降溫，因為“人民”需要行使真正的權利來對付富人和貪官，光是“人民”的需要就足以使民主熱情存在並繼續下去。不過，民主激進主義的綱領當然還未成為現實，甚至是在規模不大的地方政府當中，也不曾實現過。

然而這個時期，激進民主本身已不再是革命口號，而成為為達到目的而采用的一種手段。革命的共和國就是“社會的共和國”，革命的民主就是“社會的民主”，這些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越來越常采用的標題。不過民族主義的革命家對此還不很了然，例如意大利的馬志尼黨人，他們認為既然獨立和統一是建立在民主共和主義之上，那麽取得獨立和統一之後，一切問題也都解決了。真正的民族主義當然會是民主的、社會的；如果不是，那它就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馬志尼黨人並沒有不主張社會解放，加裏波第就宣稱他本人是社會主義者，暫且不論他所說的社會主義者是指什麽。在人們對統一、共和大失所望之後，新社會主義運動的骨幹便將從以前的激進共和分子中脫胎而出。

無政府主義顯然是1848年後的產物，更準確地說是19世紀60年代的產物，雖然我們可以從19世紀40年代的革命騷動中找到它的蹤跡。無政府主義的奠基人是蒲魯東和巴枯寧。蒲魯東是位法國印刷工人，自學成才，後來成了多產作家，不過他從未實際進行過政治宣傳鼓動工作。巴枯寧是位俄國貴族，他隨時都準備投身到無政府主義運動中（我們可以列出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家譜”，但這與真正的無政府運動發展沒有多大關系）。他們兩人在早期就受到馬克思的注意。馬克思不喜歡他們，他們敬重馬克思，但也回敬了馬克思的敵意。蒲魯東的理論本身並沒多少有趣之處，系統紊亂，偏見太深，毫無自由主義色彩，他既反對女權主義，又反對猶太人，反倒是極右派對他推崇有加，但他的理論對無政府主義思想有兩大貢獻：其一相信小型的互助生產組織，而不相信沒有人性的工廠；其二痛恨政府，痛恨所有政府。這對自力更生的工匠，自主權較高、抵制無產化的技術工人，尚未忘記其農村小鎮童年生活的城裏人以及鄰近工業發達地區的居民特別有吸引力。無政府主義正是對這些人，對這些地方有最大的號召力。國際工人協會當中最忠實的無政府主義者，正是瑞士小村莊“侏羅聯合會”（Jura Federation）裏的鐘表匠。

巴枯寧對蒲魯東的思想沒有什麽新的補充，他只是一味鼓動革命熱情，想實際進行革命。他說：“破壞的熱情同時也是創造的熱情。”殊不知其所鼓動的只是罪犯和社會邊緣人的革命潛力，是一種魯莽的熱情，一種農民的、直觀的意識。他根本不是什麽思想家，而是一個預言家、一個煽動家、一個詭計多端的恐怖組織家。盡管無政府主義在紀律嚴明的組織裏沒有市場，無政府主義也等於提前警告政府應該進行專政。巴枯寧將無政府主義運動擴大到意大利、瑞士，並借由其門徒擴展至西班牙，並於1870—1872年組織了分裂國際工人協會的活動。他實際上創造了無政府主義運動，因為（法國）蒲魯東主義團體只是一個不甚發達的工會互助組織，在政治上它們的革命性格並不太強。上述所言並不表示無政府主義在本書所述時期結束之際已是一支強大的力量，而是說它在法國以及法屬瑞士已有一些基礎，在意大利已播下某些種子，尤其是在西班牙已取得驚人的進展，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手工業者和工人以及安達盧西亞的農業勞動者都相當歡迎這個新福音。它與西班牙國內滋長出來的思想一拍即合，合而為一，認為如果能將國家的上層建築摧毀，將富人消滅，農村和工廠自然能治理好，一個由自治城鎮構成的理想國家自然很容易實現。這種“小行政區主義”（cantonalism）運動居然試圖在1873—1874年的西班牙共和國實現這種“理想國”。小行政區主義的主要理論家是馬加爾（F.Piy Margall，1824—1901）。馬加爾將與巴枯寧、蒲魯東以及斯賓塞一起被迎進無政府主義的萬神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