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變化中的社會（第4/7頁）
無政府主義既是前工業時期對現代的反叛，同時又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它反傳統，然而其直覺和本能又使它保留甚至更加強調許多傳統成分，如反猶太人，或更籠統地說，仇恨一切外國人。蒲魯東和巴枯寧兩人身上都有這些因素。與此同時，無政府主義十分痛恨宗教、教會，頌揚進步的事業，包括科學、技術、理性，尤其頌揚“啟蒙運動”和教育。由於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權威，它便奇怪地與主張自由競爭的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沆瀣一氣。主張自由競爭的資產階級也反對一切權威。從思想上說，斯賓塞跟巴枯寧一樣，也是無政府主義者［他曾撰寫《反對政府的人》（Man against the State ）］。無政府主義唯一不去闡述的是未來。關於未來它無話可說，他們認為在革命發生之前沒有未來。
無政府主義一旦出了西班牙就根本不具政治重要性，對我們來說它只是那個時代歪曲現實的哈哈鏡而已。這個時代饒有趣味的革命運動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革命運動——俄國的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在當時並非群眾運動，也從來沒有形成群眾運動。它最引人注目的是進行恐怖活動，這是本書所述時期結束以後的事，結果暗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Ⅱ，1881年）。然而它是20世紀落後國家許多重要運動的先驅，也是俄國布爾什維主義（Bolshevism）的先驅。它把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革命與（俄國）1917年革命直接聯系起來，我們可以說它們之間的關系比巴黎公社更為直接。由於這場運動幾乎清一色全由俄國知識分子組成，而俄國所有嚴肅知識分子的生活亦都帶有政治色彩，所以它便借由同時代的俄國天才作家如屠格涅夫（Turgenev，1789—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等人的作品立即反映到國際文壇之上。西方同代人很快便聽到民粹主義者（the Nihilists）這個名詞（譯者注：該詞亦有“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之意），甚至把他們與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相混淆。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巴枯寧曾像插手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那樣插手俄國的運動，並一度和另一位真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年輕的涅恰耶夫（Sergei Gennadevich Nechaev）糾纏不清。涅恰耶夫提倡不顧一切地進行恐怖和暴力活動。然而，俄國民粹主義根本不是無政府主義。
俄國“應該”有場革命，歐洲從最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到最激進的左派，沒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尼古拉一世政權（1825—1855）是十分露骨的獨裁，他是陰錯陽差上台的，從長遠看不可能維持很久。政權之所以未倒，是因為俄國還沒有出現強大的中產階級，尤其是因為落後的農民對沙皇依舊保有傳統忠誠或逆來順受的消極態度。俄國農民主要是農奴，他們接受“貴族老爺”的統治，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因為沙皇代表神聖的俄羅斯，同時因為他們大多甘願平靜地在村社裏做好自己的點滴小事。俄國和外國觀察家從19世紀40年代起，就注意到俄國村社的存在及其意義。農民確實不滿。盡管他們很窮，盡管貴族老爺不斷壓迫，但他們從不同意貴族有權占據莊園裏的土地。農民是屬於貴族老爺所有，但土地是屬於農民的，因為是農民在耕種土地。農民是因為無能為力，所以才無所作為。如果農民能擺脫消極情緒，起而抗爭，那麽他們會使沙皇和俄國統治階級坐立難安。如果思想左派和政治左派將農民潛在的動亂因素鼓動起來，其結果將不只是一場17世紀、18世紀式的偉大起義——俄國統治者始終覺得“普加喬夫起義”（Pugachevshchina）陰魂不散——而是一場社會革命。
克裏米亞戰爭結束後，一場俄國革命已不再是幻想，而是日漸具有可能性。這是19世紀60年代最重大的變化之一。俄國政權既反動，又無能，但在1860年之前，它給人的印象是：從內部看，它固若金湯；從外部看，它強大非凡。當歐洲大陸於1848年深陷革命浪潮之時，俄國政權卻能幸免於難。然而到了19世紀60年代，它的弱點暴露無遺，內部很不穩定，對外則比想象中虛弱許多。其關鍵弱點既是政治的，又是經濟的。亞歷山大二世所推行的改革與其說是振衰起敝的靈丹妙藥，不如說是暴露疾病的症狀。我們將會看到，解放農奴（1861年，見第十章）事實上是為農民創造了革命條件，而沙皇在行政管理、司法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1864—1870），非但沒有克服沙皇專制統治的弱點，更不足以補償它日漸失去的農民忠誠，在俄國爆發一場革命已不再是烏托邦遐想。
由於資產階級和（這個時期）新興工業無產階級的力量還很弱小，因此當時只有一個人數極少但很是能說會道的社會階層能夠承擔政治鼓動任務：知識分子。在19世紀60年代，這個階層業已覺醒，與政治激進主義發生聯系，並享有“知識分子”的美名。正是因為它的人數極少，所以這個階層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深深感受到他們是緊密相連的團體：遲至1897年，全俄受過教育的男性不超過10萬，婦女約6000多一點兒。[7] 人數確實不多，但增加速度很快。1840年莫斯科的醫生、教師、律師以及各種藝術工作者總數不超過1200人，但到了1882年，莫斯科已有5000名教師、2000名醫生、500名律師以及1500名藝術界人士。關於他們有一點相當重要：他們既不加入商業階層（19世紀各國商界除德國外，均不需要學歷，除非為了提高社會層次），也不參加官僚隊伍（官僚機構是知識分子的唯一大雇主）。1848—1850年間，聖彼得堡大學畢業生共有333人，其中只有96人加入文官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