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變化中的社會（第5/7頁）

俄國知識分子有兩點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首先，他們承認自己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集團，其次，在政治上他們多半是激進主義者（為了社會而非為了民族）。第一點與西方知識分子不同，西方知識分子很容易被獨領風騷的中產階級所吸收，很容易接受占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民主思想。除了文學藝術上的放蕩不羈（見第十五章），除了一些得到批準、勉強可以忍受且與眾不同的特殊文化外，在西方知識界看不到太多滿腹牢騷的政治異議者，而放蕩不羈的牢騷話與政治關系不大。直到1848年（包括1848年），大學一直是頗富革命性的，如今他們在政治上也已循規蹈矩了。在這個資產階級大獲全勝的時代，知識分子何苦再另提一套呢！第二點又使俄國知識分子有別於那些剛形成的歐洲民族國家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政治熱量幾乎完全消耗在民族特征上，也就是說消耗在為建設一個能夠將他們整合進去的自由資產階級社會的鬥爭上。俄國知識分子不能遵循（西方）第一條道路，因為很明顯俄國不是資產階級社會，對沙皇制度來說，即使是溫和的自由主義也會被當作政治革命口號。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19世紀60年代進行的改革——解放農奴、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以及為貴族士紳建立某種地方政府（1864年的地方自治會）和城市（1870）——都過於羞羞答答，拖泥帶水，不足以長期激勵改革主義者的潛在熱情，而且改革的時間太短，只是曇花一現。俄國知識分子也無法遵循歐洲知識分子的第二條道路，倒不是因為俄國已是一個獨立民族，也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民族驕傲，而是因為俄國民族主義的口號——神聖的俄羅斯、泛斯拉夫主義，等等——已經被沙皇、教會以及所有的反動力量扼殺了。在托爾斯泰（Tolstoi，1828—1910）文學巨著《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 ）的所有人物當中，最典型的俄國人別祖霍夫（Pierre Bezuhov）不得不去尋求世界主義的思想，甚至不得不為侵略者拿破侖辯護，因為他對這樣的俄國無法滿意；而他精神上的侄、孫輩（全是19世紀50和60年代的知識分子）也被迫走上同一條道路。

他們要求現代化，亦即要求“西化”，作為生長在歐洲落後國家的有志之士，他們也非如此不可，但他們不能只進行“西化”，因為西方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此刻還不能為俄國提供一個有活力的模式，也因為俄國此刻唯一潛在的群眾革命力量是農民。結果是他們只能進行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可使矛盾一時勉強得到解決。民粹主義充分說明了20世紀中葉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在本書所述時代結束後，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突飛猛進，也就是說能組織起來的工業無產階級已迅速成長。資本主義的發展消除了民粹主義時代的種種疑團，而民粹主義英雄階段的崩潰（民粹主義大約始於1868年，終於1881年）又使大家從理論上對它重新進行評估。從民粹主義廢墟上生長起來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是地地道道的西化論者，至少理論上是。他們認為俄國應走西方道路，聚集同樣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力量——一個將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資產階級和一個為資產階級挖掘墳墓的無產階級。然而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在1905年的革命過程中很快便認識到這種前景是不切實際的。俄國資產階級太過軟弱，不堪擔此歷史重任，而無產階級在“職業革命家”領導下，在農民階層不可阻擋的力量支持下，勢將推翻沙皇統治，也將埋葬尚未成熟便注定死亡的俄國資本主義。

民粹主義者主張現代化。他們夢想中的俄羅斯是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非資本主義國家，是一個進步的、科學的、教育發達且生產革命化的俄國。新俄國將建立在俄國最古老、最傳統的民間機制之上，它將因此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母體和模型。民粹派知識分子在19世紀70年代再三詢問馬克思他們的設想是否可能實現，馬克思苦苦思索這個誘人的但按其理論是不可能的想法，最後只能吞吞吐吐地說，也許可能吧。另一方面，俄國必須拒絕西歐的傳統，包括西歐自由主義和民主理論的模式，因為俄國沒有這種傳統。民粹主義有一點與西歐1789—1848年的革命傳統直接相連，但即使是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也與西歐革命傳統不同，是新的。

如今聚集在一起密謀暴動、暗殺、推翻沙皇統治的男女知識分子，他們不只是雅各賓派的繼承人，也不只是衍生自雅各賓派的職業革命家，他們將砸碎與現有社會的一切聯系，將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獻給“人民”，獻給革命，將深入人民當中，表達人民的願望。於是，他們擁有強烈的情感，極度的自我犧牲精神，毫無浪漫之處，這種情形在西方很難找到。他們更接近列寧，而不是法國革命家博納羅蒂（Buonarroti）。他們也像後來眾多的革命運動一樣，在學生當中培養了第一批骨幹，特別是在已經進入大學的新生和窮學生當中，而不再局限於貴族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