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變化中的社會（第6/7頁）

這個新革命運動裏的積極分子的確是“新”人，而非貴族子弟。1873—1877年間，關在牢房或遭流放的政治犯共有924人，其中只有279人出身貴族家庭，117人出身非貴族的官僚家庭，33人來自商賈家庭，68個猶太人，92個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說城裏人（meshchane）的子弟，138個出身所謂的農民家庭——可能是與城市環境相似的農民家庭，其中不下於197人是牧師的孩子。民粹派中年輕婦女的人數多得驚人。在約1600名被捕的宣傳員中，女性的比例不低於15%。[8] 民粹派運動起初在無政府主義恐怖活動（受巴枯寧和涅恰耶夫影響）和到“人民”當中進行群眾政治教育之間搖擺不定，但最終卻成為雅各賓—布朗基式紀律嚴苛的秘密陰謀組織。不管他們的理論如何，在現實上他們都自認為是高人一等的傑出人物。他們預見到布爾什維克的問世。

民粹派之所以重要，倒不是因為他們取得什麽偉大成就，他們實際沒取得什麽成就；也不是因為他們動員了多少人（充其量也不超過數千人）。民粹派的意義在於他們標志著俄國連續不斷（50年）的革命鼓動工作從此揭開序幕，最後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起世界史上第一個致力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權。民粹派是沙皇俄國注定將被革命推翻的征兆，他們在1848—1870年間，以極快的速度將沙皇俄國從世界反動力量不可動搖的支柱變成一個泥足巨人（對大多數西方觀察家來說也是出乎意料的）。民粹派的意義還不止於此。他們好像建立了一座化學實驗室，把19世紀主要的革命思想都放到這裏進行試驗、綜合，然後發展成20世紀的各種思想流派。毫無疑問，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由於運氣不錯——其原因倒是相當令人費解——世界歷史上有幾次最光輝、最令人吃驚的知識和文化創作的大爆炸，而民粹主義正好與其中一次爆炸巧遇。落後國家在尋求現代化的道路時，通常是從國外引進思想。其思想不是土生土長的，當然實踐時不一定是如此。它們在向外援借之時，不帶偏見，不持保留。巴西、墨西哥的知識分子不加批判地接受孔德的思想，[9] 西班牙知識分子也在這個時期接受了19世紀初德國二流世俗哲學家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e）的思想。俄國左派不只接觸了這時期最好、最先進的思想，並把這些思想變成自己的思想——喀山（Kazan）的學生在《資本論》譯成俄文之前便閱讀了馬克思著作——而且幾乎立即將先進國家的社會思想加以改造，大家也承認他們確實有此能力。當時出現了幾位赫赫有名的人物，雖然他們的知名度僅限於國內——車爾尼雪夫斯基（N.Chernishevsky，1828—1889）、別林斯基（V.Belinsky，1811—1848）、杜勃羅留波夫（N.Dobrolyubov，1836—1861），還有傑出的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1812—1870）。其他還有一些人只做了改造西方社會學、人類學和編年史的工作——也許這是一二十年以後的事——例如在英國的維諾格拉多夫（P.Vinogradov，1854—1925）以及在法國的盧欽斯基（V.Lutchisky，1877—1949）和卡雷遼夫（N.Kareiev，1850—1936）。馬克思本人對俄國讀者取得的成就立即表示贊賞，這不僅因為他們是他學術思想上的最早知音。

我們已經討論了社會革命家，那麽革命又如何呢？這時期最偉大的一次革命實際上大多數西方觀察家卻一無所知，而且肯定與西方革命思想毫無聯系的，那就是中國的太平天國革命（見第七章）。革命最頻繁的地區是拉丁美洲，它們的革命多半是發表一份（軍事政變）檄文或是地區性的奪權篡位，國家局勢很少因革命而明顯改變，以致其中有些國家的社會要素常被忽略。歐洲的革命或是以失敗告終，例如1863年的波蘭暴動；或是被溫和派自由主義同化，例如1860年加裏波第征服西西裏和意大利南部的革命；或是雖然成功，但純粹是一國一族之事，例如西班牙1854年革命和1868—1874年的革命。1854年革命如同哥倫比亞19世紀50年代初的革命一樣，只是1848年大革命的夕陽余暉。伊比利亞世界的節拍總比歐洲其他部分慢一些。1868—1874年的革命則使當時人緊張了一陣，因為當時正處於政治動蕩和國際工人協會的活躍期，因此擔心它會是新一輪歐洲革命的預兆。但是新的1848年沒有到來，來的卻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

就像這個時期的許多革命一樣，巴黎公社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取得了什麽成就，而在於它預示的信息；作為一個象征它確實十分可怕，但作為事實則不然。巴黎公社在法國以及（通過馬克思）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產生了無與倫比的神話，一個直到今天還響徹雲霄的神話。[10] 巴黎公社是異乎尋常的、重要的、激烈的、悲壯的，但也是十分短暫的，大多數嚴肅的觀察家都認為它注定會失敗。巴黎公社是由城市工人造反所成立的政府，公社的主要成就是它確實是個政府，盡管它只存在不足兩個月。列寧在十月革命成功後開始數日子，直到他高興地宣布：蘇維埃政府已比巴黎公社存在的時間還長了。然而奉勸歷史學家在回憶往昔之際不要低估巴黎公社。雖說巴黎公社並沒有嚴重威脅到資產階級秩序，但光是它的存在就足以把資產階級嚇得魂不附體。恐慌和歇斯底裏包圍了巴黎公社的誕生與死亡，尤其是國際輿論界。國際輿論界指責公社建立共產主義，沒收富人財產，分占富人妻子，進行恐怖大屠殺，制造混亂和無政府主義以及其他一切纏住高貴階層不放的噩夢。毋庸多言，這一切都是國際工人協會故意策劃的。各國政府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動來對付危及秩序和文明的國際威脅。於是，警察進行國際性合作，剝奪逃亡的公社社員作為政治難民所應接受的保護地位（當時人對這項舉措的反感更甚今日，認為十分無恥）。除此之外，奧地利首相建議——俾斯麥全力支持，須知此公不是容易驚慌失措的——組織一個資本主義反國際工人協會。德國、奧地利、俄國出於對革命的恐懼，於1873年組織了“三皇同盟”（Three Emperors’League），這就是被人們視為“為了對付已經威脅皇帝和政府的歐洲激進派”的新神聖同盟，[11] 但是等到這個同盟簽約之際，國際工人協會已迅速削弱，因而同盟的任務已不具緊迫性。不過緊張畢竟是事實，其意義在於它說明了各國政府如今所懼怕的不是一般社會革命，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國際工人協會和巴黎公社本質上是無產階級運動，因此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各國政府和此時“值得尊敬的”輿論看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