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業·工人階級（第6/12頁）

事實上，經濟理論與中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理想社會是對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理論勝利了。在本書所述時期，勞資關系逐漸改革，變成一種純市場關系，一種現金交易關系。因此，我們看到英國資本主義在19世紀60年代便放棄了非經濟性的強制勞動（例如《主仆法》，工人如違反該法，要判入獄），放棄了長期雇傭契約（例如北部礦主實行的“一年契約”）以及實物工資制。平均雇傭期限縮短了，工資平均發放時間漸漸縮短到一個星期，甚至一天或一小時，使市場的討價還價變得更敏感、更靈活。另一方面，中產階級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工人如果要求和他們過相同的生活，他們會驚得目瞪口呆；如果工人看來似乎就要享有這種生活，他們更會嚇得惶惶不可終日。生活和期望的不平等，已經灌注在制度之中。

這就限制了他們準備提供的經濟刺激。他們願意采取各種計件工資制度，把工資與產量捆在一起（按件計酬似乎已在這一時期擴展開來），並指出工人最好知恩圖報，應該感謝有份工作可做，因為外面有一大群勞動後備大軍正等著接替他們的工作。

計件工資確有幾個明顯好處，馬克思認為這是資本主義最合適的工資支付標準。它確能為工人帶來真正的物質刺激，鼓勵工人提高勞動強度，從而提高生產力。這是對付懶散的最佳良方；是蕭條時期自動減少工資發放的好辦法，也是減少勞務開支和防止工資報酬提到高於必要或高於合適程度的方便之舉。它將工人區別開來，即使在同一個單位工作的工人，其工資也可能差別甚大；而不同工種的工資發放方法更可能完全不同。有時技術熟練工人可能就是某種承包人。他雇用非技術工人，計時付酬，監督他們保持生產速度，而他本人的工資則由產量決定。問題的麻煩在於計件工資制經常受到抵制，特別是受到技術熟練工人的抵制；麻煩也在於這種方法不僅是對工人，而且對雇主來說也過於復雜，由於雇主對標準工作量應設在哪裏通常只有個最模糊的想法，因此這種給付方式也常流於含混不清。此外，按件計酬在有些工業部門也不易執行。工人試圖消除按件計酬的負面影響，辦法就是通過工會或非正式途徑重新采用“標準速率”的基本工資法，而“標準速率”是不可壓縮，也是可以預見到的。雇主也將采用美國倡導的一種管理方法來取代他們的管理，美國人稱其管理方法為“科學管理”。不過在本書所述時期，雇主才剛剛開始探索這種解決辦法。

也許正是如此，人們才強調應尋找其他刺激經濟的辦法。如果說有一種因素主宰了19世紀工人的生活，那麽這種因素就是毫無保障。一星期開始之初，他們不知道周末能拿多少錢回家，他們不知道眼前這份工作能幹多久，如果他們失去這份工作，他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找到新工作，或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找到新工作。他們不知道何時工傷事故會降臨到他們頭上。他們知道的是，到了中年——非技術工人也許是40—50歲，技術工人則50—60歲——他們就無法承擔壯年勞工所能負荷的工作量，但他們不知道從此時起直到生命最後一刻，將會有什麽災難降臨到他們頭上。他們的不安全感不同於農民的不安全感，農民是靠天吃飯，聽命於不時發生的——老實說，更是殺人不見血的——天災，諸如幹旱和水災，但他們仍能相當準確地預見到一個農人的一生是怎麽度過的，從出生那天起直到進墳墓。對工人來說，生活就諱不可測了，盡管有相當比例的工人其大半生都是被同一個雇主雇用。甚至技術精湛的工人，其工作也無保障。在1857—1858年的經濟衰退期間，柏林機械工程工業的工人總數幾乎減少1/3。[24] 那時沒有任何與現代社會保險相似的措施，只有赤貧的兄弟們給予的愛和救濟，有時連這兩樣也少得可憐。

對自由主義世界來說，為了進步，為了自由，更不必說為了財富，不安全感是必須付出的代價，而持續不斷的經濟擴張，使這種不安全感被限制在可以忍受的程度內。安全感是要花錢買的，至少有時要花錢買；但不是對自由的男人和自由的女人而言，而是對自由受到嚴格限制的“仆人”（servants）而言，他們包括“家庭傭人”、“鐵路服務員”，甚至“百姓的公仆”（或謂擔任公職的官員）。仆人中最主要的一群是城裏的家庭傭人，即使是這群人也享受不到以前舊貴族和富紳家裏的侍從、仆人所享有的那種安全感，他們時時刻刻要面對一個最可怕的威脅——立即被解雇，而且“不寫一張字條”，即原來的主人（更可能是主婦）不把他們推薦給下一個雇主。資產階級本身基本上也是不穩定、不安全的，是處於戰爭狀態。他們隨時可能被競爭、欺騙以及經濟蕭條所傷害，商人的處境更是險惡。但從實際情況看，商人在中產階級中只占少數，而且他們失敗後得到的懲罰也很少是體力勞動，更不是去濟貧院乞討。他們面臨的最大危險是家裏賺錢的男人突然死亡，因為如此一來，那些並非出自本人意願但確實依附在他們身上的女眷，便會立遭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