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業·工人階級（第8/12頁）

這種對待工作的態度基本上不是資本主義的工作態度。我們不必解釋便可知道這種工作態度對雇主有利，對工人不利。在勞動市場上，買主的原則是到最便宜的市場上去買，到最貴的市場上去賣，當然他們對正確的計算方法有時知之甚少。但是出賣勞動力的人，一般都不是只想得到最高工資，且只肯付出最低勞動力的人。他努力地想過一種像人的生活。他們也許在為讓自己變得更好而努力。總而言之，他們要的是人的生活，不是一筆經濟交易，當然這不表示他們對工資高低的區別無動於衷。（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職業性、觀賞性的體育運動項目。當然現代體育運動的模式在本書所述時期還處於嬰兒階段。英國職業足球員開始出現於19世紀70年代後期，他們基本上是為了一份工資，加上榮譽，有時再加一點意外收獲而踢球，雖然他們在市場上的現金價值很快便高達成千上萬英鎊。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足球明星要求以其市場價值支付其工資之時，亦是足球運動發生根本變化之日；運動員在美國成名要比在歐洲成名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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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能否把“工人”視為同一類型的人或階級呢？不同的工人群體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他們的環境、他們的社會出身、他們的形成、他們的經濟狀況，有時甚至他們的語言和風俗習慣都不盡相同。但他們之間又有什麽共同點呢？

貧窮不是共同點，雖然用中產階級的標準來衡量，他們所有人的收入都只是說得過去而已——勞工天堂的澳大利亞例外，在19世紀50年代，澳大利亞的報紙撰稿人每周工資高達18英鎊[28] ——但若用窮人的標準來衡量，工資較高、大體上正常就業的技術熟練工匠，與破衣爛衫、饑腸轆轆、吃了上頓愁下頓、不知如何為其家人尋找下頓飯著落的人之間，就存在著巨大差別。前者在星期天出門甚至在上下班的路上，還會穿一身仿自令人尊敬的中產階級的服裝。然而，確實有條共同的紐帶把他們團結起來，即體力勞動和受剝削感以及靠工資吃飯的共同命運。他們之所以團結一致，是因為資產階級竭力把他們排擠在外。資產階級的財富猛增，而他們的境況依然岌岌可危。［在1820年至1873—1875年之間，裏爾（資產階級）上層階級的人數從占總人口的7%增加到9%，而其遺囑上所載明的財富則從58%增加到90%。“大眾階級”從總人口的62%增加到68%，而遺囑寫明的財富只占0.23%。1821年時他們的財產尚占1.4%，雖然1.4%也不是多大的數字。］[29] 資產階級越來越排外，對可能爬上來加入他們隊伍的人們竭力抵制。有些成功的工人或前工人可能已經爬上舒適的小丘，但小丘與真正由巨大財富堆積起來的高山相比，卻又有天壤之別。工人不僅被社會的兩極化所逼迫，而且被彼此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所驅使，從而產生共同的意識——小酒館是城市工人生活方式的核心，一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將小酒館稱為“工人的教堂”。階級意識最弱的沉默不語，逆來順受；最強的，則成了激進分子，成了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國際工人協會的支持者，成了未來的社會主義信徒。這兩種不同態度的工人又進而聯合在一起，因為傳統的宗教歷來就是社會團結的紐帶，他們通過宗教活動而維系了自己的社團。然而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宗教儀式衰敗了。19世紀50年代，維也納的小工匠對壯觀肅穆的天主教儀式還感到無限虔誠和欣慰，然而此後便無動於衷了。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裏，他們的信仰轉到了社會主義。[30]

參差不齊的“勞工貧民”，毫無疑問逐漸成為城市和工業區“無產者”的一部分。這點可從19世紀60年代工會的重要性日益加強這一事實得到證明，同時若沒有無產者，不論其力量大小，國際工人協會也不會存在。然而“勞工貧民”並非由不同群體組成的烏合之眾，他們已形成了一個具有一致性的龐大群體，一致對現實不滿，一致備受壓迫，特別是在19世紀上半葉那個艱難的、毫無希望的年代。不過這種和諧如今正在消失。繁榮穩定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時代，為工人階級提供一種可能性，即通過集體組織改善集體命運的可能性。但不加入集體的“零散窮人”，就不能指望工會給予多大幫助，而“互助會”（Mutual Aid Societies）能給的幫助就更少了。總的說來，工會乃是少數驕子的組織，雖然大規模罷工有時可動員廣大群眾參加。此外，自由資本主義還按照資產階級的模式向個別工人提供非同一般的光明前景，但勞動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都無法或不願接受這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