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業·工人階級（第5/12頁）

取代或補充指導的是指揮。家長式統治或小規模作坊工業的營運或商業活動，對真正大型的資本主義工業組織均無指導意義。說來也許不信，當私營企業處於最雜亂無章、最無政府狀態時，它們還是願意采取當時僅存的一種大型企業管理模式：軍事加官僚。鐵路公司是最極端的例子。它們那些呈金字塔形分布的工人，身穿制服，紀律嚴明，工作有保障，晉級看工齡，甚至享有退休金。早期英國鐵路公司的負責官員和大港口的經理，普遍都佩戴軍銜。但人們偏愛軍銜的原因，並不是像德國人那樣為自己的軍階感到自豪，軍銜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為私營企業迄今尚未設計出一套大型企業特有的管理方式。從組織觀點來看，軍銜顯然有其優勢，但不能解決如何使工人埋頭苦幹、勤奮老實、忠於企業的問題。軍銜在崇尚制服的國家裏——英國和美國肯定不屬此列——是行得通的，能使工人養成軍人的優秀美德，而對低工資無怨言顯然是這些美德中必不可少的一項。

我是一個兵，一個工業大軍裏的兵，

跟你一樣，我也有戰旗飛揚。

我的勞動使祖國繁榮富強，

我會讓你知道，我的生命無限光榮。[22]

這是法國裏爾一位蹩腳詩人唱的一首贊歌。然而僅靠愛國主義是不夠的。

在資本主義時代，這個問題很難解決，資產階級想方設法使工人埋頭幹活，高唱忠貞、守紀、知足的高調，但其真正用意卻是另一回事。是什麽呢？從理論上說，資產階級要工人努力勞動，是為了使工人可盡早脫離工人生涯，跨入資產階級天地，正像“E.B”在1867年《英國工人高唱的歌》中所說：

好好幹，小夥子們，好好幹。

只要有頓飯，吃苦也心甘。

這個你可信賴的人，

將越來越有錢，

只要他能全心把工幹。[23]

對少數即將跳出工人階級隊伍的人來說，這點兒希望也許足矣；對更多只能在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自助》（Self-Help ，1859年）或其他類似手冊當中夢想成功的人來說，這點兒希望也許也夠了。然而事實證明，絕大多數的工人一輩子仍是工人，現存的經濟體系也要求他們一輩子當工人。“每個人的背囊裏都有根元帥權杖”的諾言，從來就不是為了把每個士兵都提升為元帥。

如果升遷的刺激還不夠使工人拼命幹活，那麽錢呢？對19世紀中期的雇主而言，“盡可能的低工資”是其堅信不疑的定理。當然有些開明的、具有國際經驗的企業家，如鐵路巨頭布拉西已開始指出，對於英國企業家來說，雇傭高工資勞動力事實上比雇傭工資低得不可再低的苦力還要合算，因為前者的產值高得多。但這個似是而非的觀點是不可能說服經營者的。深受“工資基金”（wages-fund：一定時期、一定社會的總資本中用於支付工資的部分）經濟理論熏陶的經營者認為，“工資基金”已通過科學數據證明提高工資是不可能的，工會也注定要失敗。然而到了1870年前後，“科學”已變得更有彈性，因為那時有組織的工人看來已成為工業舞台上的終身演員，而不是偶爾上台客串的臨時角色。經濟學的偉大權威穆勒（此君碰巧同情勞動大眾），已在1869年就此問題修改了他的立場，自此，“工資基金”理論再也不是經濟學裏顛撲不破的真理。然而經營原則仍一如既往。很少有雇主願付高於他們不得不付的工資。

暫時撇開經濟不談，舊世界國家的中產階級認為：工人理應貧窮，這不僅是因為他們一直就窮，也因為他們的經濟狀況應該就是其階級地位的指數，階級地位越低的人，經濟自然越差。如果有些工人錢掙多了——例如在1872—1873年的大繁榮時期，不過為時很短，而且這等好事發生的概率也極低——居然買起奢侈品來，雇主會打從心底感到不舒服。他們認為奢侈品只有他們才有權購買，礦工怎麽能跟鋼琴、香檳扯在一起呢！他們確實惱怒了。有些國家勞動力缺乏，社會階層不很森嚴，加之勞工大眾的戰鬥精神又強，民主意識較高，這些國家的情況就可能不太一樣。英國、德國、法國和奧匈帝國就不同於澳大利亞和美國。英、法等國給勞動階級定下的經濟最高標準就是吃得飽，吃得稍好（最好有點兒烈性酒，但不能多）；有間不算十分擁擠的住房；衣服嘛，以不傷風化、禦寒和舒服為度，但不能不恰當地效仿境遇較好者的衣著。但願資本主義的發展最終能使勞工大眾接近這最高標準，然而遺憾的是，為數如此眾多的工人離這個“最高標準”仍相距甚遠（壓低工資是不難做到的）。無論如何，對中產階級而言，將工資提高到超過這個最高標準是不必要、不合適，甚至危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