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結果（第6/11頁）

前資本主義的土地隸屬關系，即非經濟性的隸屬形式基本上廢除了。廢除的原因很復雜，有些情況顯然是政治因素起了決定性作用。1848年的奧地利帝國就像1861年的俄國一樣，廢除前資本主義依附形式的原因與其說是農民對農奴制度極不贊成（農民毫無疑問是不支持農奴制度，農民在農奴解放運動上扮演了決定性角色），倒不如說是因為懼怕非農民革命。非農民革命運動若能將農民的不滿情緒動員起來，便可立即獲得一支橫掃千軍的力量。農民造反的可能性隨時存在，例如1846年加利西亞農民起義，1848年意大利南部農民起義，1860年西西裏農民起義以及克裏米亞戰爭結束後那幾年俄國的情形。然而使各國政府惶惶不可終日的不是盲目的農民起義，農民起義無法持久，甚至自由黨人都能用火與劍將其撲滅，就如我們在西西裏見到的那樣。[14] 他們害怕的是農民騷動被一股向中央當局提出政治挑戰的力量所動員。奧地利帝國統治者於是竭盡全力將各種要求自主權的全國運動與農民根據地隔離開來。俄國沙皇在波蘭的做法也如出一轍。在農業國家，若沒有農民支持，自由激進主義者的運動是掀不起大風大浪的，至少是可以對付的。奧地利帝國的統治者與（俄國沙皇）羅曼諾夫（Romanovs）家族都深知這一點，也都采取了相應的對策。

但無論是農民或是其他階級發動的暴亂和革命，都無法說明任何問題，更不能解釋奴隸制度的廢除，而只能說明若幹農奴解放的時機。奴隸造反與農奴暴動不同，奴隸造反相對說來並不多見——美國發生的奴隸起義更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少[15] ——奴隸起義在19世紀從未構成非常嚴重的威脅。那麽，要求取消農奴制度和奴隸制度的壓力是不是經濟因素呢？就某種程度而言當然是的。現代經濟史學家引經據典，說明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下的農業實際上比自由勞動者的農業利潤更高，甚至效益更好。（這個高論在奴隸制度問題上說得詳盡無遺，頭頭是道，而對農奴制度的闡述就不似這等詳盡了。）[16] 這種說法當然是有可能的，論據也頗充足，不過結論還得由具有數學頭腦的歷史學家以及其他人進行熱烈辯論之後方可得出。而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以現代方法和現代審計標準進行工作的當時人深信，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下的農業比不上自由勞動者的農業。他們對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是深惡痛絕的。至於他們的感情色彩在他們的計算工作中究竟占了多少分量，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不過，鐵路企業家布拉西以商界人士切合實際的判斷力對農奴制度進行觀察後說，實行農奴制度的俄國糧食產量只及英格蘭和薩克森的一半，也比其他任何歐洲國家來得低。他在談到奴隸制度時說，奴隸制度的生產力明顯低於自由勞動者，成本也比人們想象的高，別忘了把采購、飼養和維修保養的費用都包括在內。[17] 英國駐伯南布哥的領事估計（毋庸諱言，他是在向竭力反對農奴制度的政府做報告時說這番話的），奴隸主人若將購買奴隸的錢改作他用，將可多得12%的利潤。暫且不論這些看法是對是錯，它們都是除了奴隸主人之外的其他人的共同看法。

很明顯，奴隸制度確實在一步步退出歷史舞台，其原因並非出於人道主義。由於英國的施壓，國際販奴貿易迅速趨向終結（巴西被迫於1850年廢除奴隸制度），供應奴隸的路線顯然被切斷了，因此奴隸價格飛漲。1849年從非洲賣到巴西的奴隸約有5.4萬人，到了19世紀50年代中期，實際上已降為零。雖然主張禁止販賣奴隸的人士宣稱國內的販奴貿易依然存在，但在那時，這點兒活動已無傷大雅了。從另一方面看，奴隸轉為非奴隸勞動者的速度也是驚人的。及至1872年，巴西有色人種的自由勞動者幾乎是奴隸總數的三倍，即使在純黑人當中，自由勞動者與奴隸的人數也幾乎相等。1877年古巴奴隸人數已減至一半，從40萬下降到20萬。[18] 蔗糖業傳統上是使用奴隸最多的領域，從19世紀中葉起，糖廠由於實行機械化，糖在加工過程中所需要的勞動力也減至最低程度，盡管在古巴等蔗糖業快速發展的國家，其甘蔗田裏所需要的勞力相應增加了。不過，由於歐洲甜菜糖的競爭力越來越強，而蔗糖生產所需要的高勞動力，使蔗糖業面臨亟須降低勞動成本的壓力。雇用奴隸的種植園主，他們能在為機械化進行大量投資的同時又購買和養活一大批奴隸嗎？略加計算之後，種植園主自然選擇以雇工取代奴隸，不過他們雇用的倒不是自由勞動者，而是種族戰爭（見第七章）中的受害者，即從尤卡坦地區的瑪雅印第安人當中雇用契約勞工，或從門戶剛被打開的中國雇用契約勞工。毫無疑問，拉丁美洲甚至在奴隸制度廢除之前，剝削奴隸的方式已不時興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1850年後，以奴隸充當勞動力在經濟上也越來越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