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失敗者(第4/9頁)

變化是革命性的,但同時又是有限的。英國人努力使當地人西化,從某些方面說甚至是同化。其原因不僅是當地諸如寡婦須火焚殉葬等陋習使他們打從心裏怒火中燒,忍無可忍,更是由於行政管理和經濟方面的需要。行政管理和經濟秩序打亂了業已存在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雖然這種破壞並不是統治者的初衷。經過長期辯論,英國終於采納了麥考萊(T.B.Macaulay,1800—1859)的著名《備忘錄》(1835年),選送少數幾個印度人接受純英式教育,英印官方對這幾個印度人的教育和培養甚感興趣,主要是因為他們將成為次要的行政官員。一個小小的英國派精英集團誕生了。這個英國派集團有時與印度大眾相去甚遠,不但姓名換成英國式的,甚至說起家鄉話也結結巴巴。盡管如此,那些被英國同化得最徹底的印度人,也不會被英國人當作英國人看待。(就此,我們應向英國左派致敬,英國左派具有強烈的平等觀念,1893年有一個或兩個印度移民在倫敦選區當選,進入英國國會,成為印度移民出身的第一個左翼議員。)另一方面,英國不願或無法使一般印度大眾西方化,因為:(一)將印度人收為臣民的目的在於不讓他們與英國資本主義競爭;(二)肆無忌憚地幹涉老百姓的風俗習慣,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三)英國人的生活方式和1.9億印度人(1871年)差別太大,很難填平這道鴻溝,只靠屈指可數的幾個英國行政官員是辦不到的。曾在19世紀統治過印度或在印度生活過的英國人,留下了許多極珍貴的文學作品,這些文獻對社會學、社會人類學和比較歷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貢獻(見第十四章)。在這個水火難容、誰也無能為力的主旋律中,這是唯一令人欣慰的變奏曲。

“西化”最終造就了印度解放鬥爭的領導人物、意識形態以及行動綱領。解放鬥爭的文化旗手和政治領袖,都是從與英國合作的人士中脫穎而出。他們以買辦資產階級的身份,從自己控制的領域或從其他支配方式裏獲益匪淺,決意模仿西方,使自己“現代化”。“西化”逐漸孕育出當地土生土長的工業資產階級。工業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逐漸與宗主國的經濟政策發生矛盾。必須指出,不管這些“西化”精英在這個時期有什麽牢騷怨言,他們還是認為英國人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模式,同時也為他們造就了新機遇。一位未署真名實姓的民族主義者曾在《慕克吉雜志》(Mukherjee’s Magazine )上發表一篇大唱反調的文章,上面寫道:“當地精英被周圍虛假的光澤照得頭暈目眩……他們全盤接受其上司的觀點(並)對他們賦予無限信任,就像是信奉商業《吠陀經》(Veda ,《吠陀經》是印度婆羅門教的基本經典,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譯,意指智慧和光明。這裏用商業《吠陀經》含有譏諷之意)一樣。然而智慧之光終將把他們腦中的濃霧一掃而光。”[3] 這樣的民族主義者顯然是個特例。一般而言,對英國的抵制均來自傳統主義者,然而,當時勢演變成如同另一位民族主義者提拉克(B.G.Tilak)所追憶的那樣時,傳統主義的抵制也告銷聲匿跡。提拉克說,人們“先是被英國的清規戒律弄得眼花繚亂。接著是鐵路、電報、公路、學校使人們目瞪口呆。騷亂停息了,人們享受了和平與安寧……人們開始說甚至盲人也能拿著鑲金手杖從貝拿勒斯(Benares,即瓦拉納西)平安地走到拉梅斯沃(Rameshwar)”。[4]

1857—1858年爆發於印度北方平原的偉大起義,是英國統治史上的轉折點,這次起義在英國史上習稱為“印度兵變”(Indian Mutiny),至今仍被認為是印度民族運動的先驅。這次起義是傳統印度(北方)反對英國直接統治的最後一搏,結果使得古老的東印度公司垮台。東印度公司原是殖民主義者的私營企業,漸漸成為英國政府的附屬機構,最終為英國政府所取代。直到此時,印度仍分成若幹屬地。在印度總督達爾豪西(Dalhousie)爵士的統治(1847—1856)下,英國開始有系統地執行屬地合並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1856年對莫臥兒王朝最後一個王國——奧德王國(Kingdom of Oudh)——的合並。[1848—1856年間,英國合並了旁遮普(Punjab)、印度中部大部分地區、西海岸的幾個部分,以及奧德王國(北方邦境內,12世紀前的印度教文明中心),從而使英國直接統治下的領土增加了1/3。]英國這種不講策略只求速度的強行合並,種下了起義的種子。起義的導火線是英國規定軍隊必須在子彈上塗抹牛油,孟加拉士兵認為這是蓄意用宗教敏感問題進行挑釁。雖然起義之初只是孟加拉軍隊的兵變[孟買和馬德拉斯(Madras)軍隊仍按兵不動],但是很快便在北部平原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暴動(基督教和傳教士的機構是群眾發泄憤怒的首要目標之一)。這場運動的領導者是傳統的王公貴族,目的是恢復莫臥兒王朝。除上述原因外,英國對土地稅的修改也具有火上澆油的助燃之效。土地稅是公共開支的主要財源,修改土地稅遂激化了經濟緊張氣氛。然而光是這些原因是否就足以產生規模如此龐大、範圍如此廣泛的造反起義呢?這很令人懷疑。人們之所以起而造反,是因為他們相信一個外來的社會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越來越殘酷的手段企圖消滅他們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