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失敗者（第3/9頁）

受過良好教育的拉美人所鐘愛的“進步”思想，不只是共濟會和功利主義者提倡的開明的自由主義（在獨立運動中，這種思想甚受歡迎）。19世紀40年代形形色色的烏托邦社會主義（保證既有完美的社會，又有經濟發展）深深打動知識分子的心；從19世紀70年代起，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實證主義深入巴西（時至今日巴西的民族格言仍是孔德的“秩序和進步”）和墨西哥（程度略輕一些）。盡管如此，古典“自由主義”仍舊很有市場。由於1848年革命和世界資本主義擴張，自由主義者有了大展宏圖的機會。他們真的砸碎了舊殖民主義的法制秩序。他們進行了兩項彼此相關的重要改革：第一項是循序廢除土地占有權、使用權（私有財產除外）和土地買賣（巴西在1850年頒布土地法，哥倫比亞則於同年取消對印第安土地分割的限制）；更重要的第二項是對教會進行無情打擊，這項改革恰巧也必須取消教會對土地的占有。墨西哥在貝尼托·胡亞雷斯（Benito Juarez，1806—1872）總統領導下，根據1857年憲法，將反對教會的鬥爭推向最高潮（墨西哥是政教分離的），人民無須再向教會繳納農產品什一稅，牧師被迫宣誓效忠政府，政府官員禁止參加宗教儀式，禁止教會土地變賣，等等。其他國家也爭先恐後地發起反教會運動。

原先企圖通過政治權力強制實行組織現代化，並進而改革社會的嘗試，結果失敗了，根本原因在於經濟獨立無法跟上腳步。自由主義者是這塊農業大陸上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他們如果享有真正的權勢，這權勢也是建立在一些靠不住的將軍的支持上，建立在當地一小撮地主家庭的支持上。拉丁美洲的地主出於莫名其妙的與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達爾文毫不相關的理由，將他們的族人聚集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就社會和經濟而言，直到19世紀70年代，拉丁美洲內陸地區的變化甚微，有的只是地主權力加強，而農民處境更糟罷了。由於這個變化是在世界市場對拉丁美洲的沖擊之下發生的，因此其結果肯定是傳統經濟不得不為進出口貿易服務，而進出口貿易卻是由外國人或外國殖民者借由幾個大型港口或首都進行控制的。只有拉布拉塔河口地區例外，該地集中了大量歐洲移民，最終成為一個全新的、非傳統的社會結構下的新居民區。19世紀第三個25年期間，拉丁美洲以無比的熱情擁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模式，從此走上“西化”道路（有時也很殘酷），除日本之外，世上其他地區的西化程度無出其右者。然而，結果卻頗令人失望。

歐洲殖民帝國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型（澳大利亞、加拿大暫且不談，該地主要是歐洲移民居住區，當地居民很少，歐洲人來此也是不久前的事）：一類是白人殖民者（不論他們在當地人口中所占比重多寡）與當地土生土長的主要居民彼此共存的幾個地區（南非、阿爾及利亞、新西蘭）；另一類是只有少量歐洲移民的多數地區［這些地區人種混雜的情況並不嚴重，與工業化之前的舊帝國不同。人種混雜的舊帝國殖民地有的依然存在（例如古巴、波多黎各、菲律賓），但從19世紀中期起，殖民者就不鼓勵歐洲人與當地人通婚，至少在印度是如此。那些無法輕易被“有色人種”同化（像美國那樣），或無法“充作”白人的混血兒，經常成為次級行政官員和技術人員的主要來源，像在印尼、印度那樣，這些人在印尼、印度壟斷了鐵路營運。然而原則上，“白人”與“有色人種”是涇渭分明的］。“白人殖民者”的殖民地制造了殖民主義者最難解決的棘手問題，雖然這在本書所述時期已不具重大國際意義。土生土長的當地人無論如何都得面臨一個大問題：如何抵禦白人殖民者的進攻。盡管祖魯人、毛利人和柏柏爾人拿起武器時也非常可怕，但他們在取得某些局部勝利後，就無所作為了。如果殖民地人口中的當地人比重太高，問題就更嚴重，因為白人太少，需要大量借用當地人代表統治者管理、壓迫當地人，而且無可避免地利用當地現有的機制來實行統治，至少在地方層級得如此。換言之，殖民統治者面臨兩個難題：制造一個被同化的當地人階層來代表白人以及改造當地遠不合於白人利益的傳統機制。反之，當地民族所面臨的西化挑戰是更加復雜的問題，不是抵抗一下便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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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迄今最大的殖民地）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和悖論性。外來統治本身對印度而言並不是個大問題，因為在這塊次大陸的歷史上，許多外國人（多數是中亞人）一次又一次征服過這片廣袤地域，外國人在此建立了有效的政權，因而也就合法化了。現在這個歐洲統治者，其膚色比阿富汗人白一些，官方語言比古波斯語稍微難懂些，但這並不會造成特殊困難；統治者沒有逼迫當地人放棄他們稀奇古怪的宗教而改信其他宗教（傳教士對此傷心不已），反倒給了他們一筆政治財富。然而，歐洲統治者強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規模超過以往任何從開伯爾（Khyber）山口之外帶來的變化。這些變化究竟是現代統治者有意造成的，還是他們古怪的思想意識和空前的經濟活動無心導致的，在此暫且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