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失敗者（第2/9頁）

世界上處於從屬地位的地方有兩類已在歐洲統治下被迫進行“西化”，或正處於“西化”過程之中：它們就是美洲的前殖民地和實際已成為殖民地的地區。

拉丁美洲已擺脫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的地位，而成為法律上眾多主權國家的集合體。這些主權國家在西、葡留下的機制上，又加上一套大家熟悉的19世紀（英國和法國）自由中產階級的機制和法制。西、葡留下的機制主要是帶有地方色彩的羅馬天主教機制。羅馬天主教在當地人民的生活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地位。當地人多半指印第安人，在加勒比海和巴西沿海地區主要為非洲人。［來自非洲的奴隸仍繼續信奉他們的宗教（或多或少已與天主教統一），除海地外，看來沒有與占統治地位的宗教發生沖突。］資本主義式的帝國主義，不會采取有系統的措施迫使其受害者改信基督教。該地都是農業國家，距離世界市場相當遙遠，如果不是靠近河流、海港或火車站，它們實際上也不可能進入世界市場。除了奴隸種植園、難以深入的部落聚居地以及極北極南的邊遠地區外，這些農業國家的居民主要是各種膚色的農人和牧人。他們住在自治的村社裏，直接受雇於大農場主，很少人有本事自力更生。民眾受到大農場主的財富奴役，這些有錢人的地位因西班牙殖民主義的廢除而得到明顯改善。西班牙殖民時期曾企圖對大地主維持某種控制，包括給予農民（主要是印第安農民）村社某些保護。此外，他們也受武裝集團的統治（地主或其他任何人都可豢養一批武裝人員），武裝人員是軍事首領的基礎，這些軍事領袖各自統率自己的軍隊，並已成為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大家相當熟悉的組成要素。這個大陸的所有國家基本上都是寡頭政治。在現實中，這代表著民族勢力和民族國家的體質都異常虛弱，除非國家面積小，或獨裁者兇殘到足以使遙遠的臣民也懾於其淫威（至少是暫時的）。如果這些國家要與世界經濟建立聯系，就得通過外國人，因為外國人控制了其糧食的進出口，控制了運輸（智利例外，智利有其蓬勃發展的船隊）。本書所述時期，這些外國人主要是指英國人，也有一些法國人和美國人。當地政府就靠從對外貿易中進行搜刮，靠借貸發財，當然主要是向英國借貸。

獨立後的頭幾十年裏，因經濟蕭條，許多地區人口下降。巴西、智利幸免於難。巴西在當地一位皇帝的領導下，采取和平手段脫離葡萄牙，免去內戰浩劫，因此未遭破壞。智利孤零零地坐落在太平洋沿岸氣候溫和的一條狹長土地上。新政權——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共和國最多的地方——進行了自由主義改革，但未取得實際結果。其中有些大國（後來成為重要的國家）實行寡頭獨裁政治，主政者都是土生土長只關心內政並且敵視創造發明的人，如阿根廷的獨裁者羅薩斯（Rosas，1835—1852）。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的驚人過程中，這種寡頭政治的局面必定會因此發生重大改變。

首先是巴拿馬以北地區，自從西班牙、葡萄牙消失之後，拉丁美洲面臨先進國家更加直接的幹涉，這是它們以往未曾經歷過的。墨西哥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美國於1846年對它發動侵略，結果墨西哥割讓給美國大片領土。接著，歐洲和美國發現這一大片未開發地區，不但物產豐富，而且都很值得進口——秘魯的海鳥糞，古巴以及其他各地的芋草，巴西以及其他地方的棉花（特別是美國內戰期間），咖啡（特別是1840年後的巴西咖啡）以及秘魯的硝酸鹽，等等。其中有些產品受寵時間不長，大起大落，失寵的速度和它們看漲的速度一樣快：秘魯的海鳥糞在1848年前尚未開始出口，到19世紀70年代已告結束。拉丁美洲要到19世紀70年代以後才開始發展相對長期的出口產品，這些產品直到20世紀中葉，甚至今日仍然有一定的市場，經久不衰。外國資本開始投資拉美大陸的基礎設施——鐵路、港口等公共設施陸續修建；歐洲移民也大規模增加，古巴、巴西是主要移居國，而氣候宜人的拉布拉塔河口尤其受移民者的青睞。（據粗略統計，1855—1874年，約有25萬歐洲人在巴西定居；在大約同樣長的時間裏，有80多萬歐洲人移往阿根廷和烏拉圭。）

這些情況對於那些獻身於拉美大陸現代化的一小部分拉丁美洲人是個鼓舞。這個大陸當時很窮，但資源豐富，潛力雄厚，例如秘魯，一位意大利旅遊者形容它是“一個坐在一大堆金子上面要飯的乞丐”。外國人在某些國家，例如墨西哥，也真正構成了威脅，但與當地崇尚傳統的農民、落後邊遠地區的老式地主以及以教會為代表的可怕惰性相比，其危害就又另當別論了。換句話說，如果不先克服這些落伍勢力，幾乎沒有機會能與外國匹敵。而克服它們的辦法，唯有殘酷無情地實行現代化和“歐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