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統一的世界（第2/11頁）

讓我們更具體地看看，原本各自分離的世界是如何逐步聯系成緊密的網絡。英國在1848—1870年間，輸往土耳其和中東的出口總額，從350萬英鎊直線上升到將近1600萬英鎊；輸往亞洲從700萬英鎊上升到4100萬英鎊（1875年）；輸往中美和南美從600萬英鎊上升到2500萬英鎊（1872年）；輸往印度從大約500萬英鎊上升到2400萬英鎊（1875年）；輸往澳大利亞從150萬英鎊上升到將近2000萬英鎊（1875年）。換句話說，在35年間，世界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與最遙遠或者說最落後地區的貿易額，足足增加了6倍。即使與今日相比相去甚遠，但就純數量而言，已遠遠超出前人所能想象的。聯結世界各地的網絡明顯正在繃緊。

持續的探險活動，將世界地圖上的空白逐漸填滿，但這一過程與世界市場的擴張究竟具有怎樣的具體關聯，仍然是個復雜的問題。其中有一些是外交政策的副產品，有些是來自傳教士的熱情開拓，有些是由於科學探險，還有一些是由於出現於本書所論時期尾聲的新聞與出版事業。1849年，理查森（J.Richardson，1787—1865）、巴斯（H.Barth，1821—1865）和奧弗韋格（A.Overweg，1822—1852）被英國外交部派去勘察中非；偉大的戴維·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為了傳播加爾文教，在1840—1873年間穿過當時仍被稱作“黑暗大陸”的中心地帶；《紐約先驅報》（New York Herald）的記者亨利·莫頓·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前去發現他（不只是他）想尋找的地方；貝克（S.W.Baker，1821—1892）和斯皮克（J.H.Speke，1827—1864）兩人的目的更純粹是地理和冒險方面的。無論上面這些人中的哪一個，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旅行在經濟上所產生的意義。就像一位法國主教出於傳播宗教的利益所寫的那樣：

萬能的上帝無須人們幫助，福音的傳播也無須人們幫助；然而，如果人們真的能夠打開阻擋福音傳播的障礙，那將會使歐洲的商業蒙上榮光……[4]

探險不僅意味著求知了解，而且意味著發展，可以把未知，也可以說是野蠻落後帶向文明與進步的輝煌中；讓赤裸的野蠻生靈披上由慈善機構在博爾頓（Bolton）和魯貝生產的衣褲，為他們帶來伯明翰生產的貨物，如此必定也會把文明同時帶給他們。

實際上，我們所謂的19世紀中期的“探險家”，只是讓人們得以認識到海外世界的很大一群人中的一小股，他們被廣為宣揚，但實際人數不多。他們所到之處，多半是那些經濟不發達且無商業利益可圖的地方，所以那些（歐洲的）商人、探礦者、測量員、鐵路和電報建設者，（如果氣候適宜）乃至白人移居者，仍無法取代這些“探險家”。從大西洋奴隸貿易被廢除開始，一直到一方面發現了貴重寶石和貴重金屬，另一方面發現了某些只能在赤道氣候中生長采集而且完全未經加工的當地產品的經濟價值為止，在這段時間，“探險家”成為非洲內陸上的主要活動者，因為這塊陸地對於西方人來說，並沒有明顯的經濟價值。在19世紀70年代之前，上述兩方面都還沒顯出重要性，甚至在可見的將來也看不到希望。但是，如此廣大且未開發的大陸，竟無法立即，更別提將來也不可能成為財富和利益的泉源，確實不可思議。（英國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出口額從19世紀40年代後期大約150萬英鎊，增加到1871年大約500萬英鎊，從19世紀70年代起成倍增加，到19世紀80年代初期達到1000萬英鎊，這說明非洲市場並不是沒有前途的。）“探險家”也是澳大利亞的開拓者，因為其內陸沙漠廣大空曠，而且到20世紀中期之前，始終缺少可見的經濟利用資源。但另一方面，除北極之外，世界的海洋已不再成為“探險家”著眼的目標——而南極在當時很少有人注意。（在海洋方面，探險大多出於經濟目的——尋找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西北和東北航道。這就像當今跨越極地飛行一樣，會節省很多時間，因而也就節省很多金錢。尋找北極實際所在地的活動，在這段時間並沒有努力進行。）然而，航海範圍的廣泛擴大，尤其是海底電纜的鋪設，自然會帶動更具真正意義的探險。

由此看來，人們對世界的了解，在1875年時比以前的任何時候都多得多。甚至在國家的層級上，詳細的地圖（絕大多數是為軍事目的而制）已可在許多先進國家中看到。這類地圖的最初版本是1862年繪制的英國軍事測量地圖，但其中尚不包括蘇格蘭和愛爾蘭。然而，比單是了解世界更為重要的是，即使是世界最偏遠之地，如今也已開始被先進的交通、通信工具聯系在一起，這些工具運營有序，有能力運送大批的貨物和人員，尤其是速度快捷，這些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們包括鐵路、汽船、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