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向才幹之士敞開進身之路（第4/9頁）

在科克鎮，你什麽都看不到，只有嚴厲的勞動景象。如果某個教派的成員在那裏建起一座小教堂——已有18個教派成員這麽做了——他們也會把它變成一座紅磚式的虔敬貨棧，有時（但這只是在精心裝飾的例子中），在鳥籠般的房頂尖還保有一口鐘。鎮上所有的公共銘文，都是漆成黑白兩色的嚴峻字體。監獄可能就是醫院，醫院也許就是監獄；市政廳可能是監獄，也可能是醫院，或兩者兼是，或者是與建造它們的宏偉用意相反的任何東西。現實、現實、現實，這個城鎮的一切物質層面都是以現實為依歸；現實、現實、現實，一切非物質層面也都是以現實為依歸。……一切事物都是處於臥病其中的醫院與墓地之間的現實，而你無法以數字表達的東西，或無法表明在最廉價的市場上可買到的東西，以及在最昂貴的市場上可售出的東西，都是不存在的，並且永遠不應當存在。世界無窮無盡，阿門！[4]

這是對資產階級功利主義的信仰悲歌。福音派教徒、清教徒，以及18世紀不可知論的“哲學激進分子”，他們都信仰功利主義，這些激進分子還將功利主義以符合邏輯的語言表達出來。這種信仰在鐵路、橋梁和貨棧中，產生了它自己的實用美，也在一排排煙熏火烤、一列列灰黑紅色的小房屋中，發展出它獨有的那種浪漫恐怖，而工廠堡壘就居高臨下俯瞰著這些小房屋。新興資產階級居住在小屋外圍（如果積聚起足夠錢財搬遷），他們發號施令，推行道德教育，捐助傳教士在海外黑人異教徒中的傳教活動。男人們將金錢人格化，因為金錢證實了他們統治世界的權利；女人們——由於丈夫的金錢甚至剝奪了她們實際操持家務的滿足——則將這個階級的道德也人格化了，這些道德就是：愚蠢（“做個甜美的女人，誰想更聰明就讓她去吧”）、沒學問、不求實際、理論上不談性欲、沒有資產、受人保護。她們是這個節儉自助時代唯一的奢侈品。

這個階級最極端的榜樣，就是英國的制造業者。但是在整個歐洲大陸上，還有一些較小的同類集團：法國北方或加泰羅尼亞紡織業地區的天主教徒、阿爾薩斯地區的加爾文教徒、萊茵地區的路德宗虔信派教徒，以及遍及中歐和東歐的猶太教徒。他們的強硬與英國制造業者極為相似，因為他們也相當大程度地脫離了更陳舊的城市生活和家長統治傳統。福謝（Léon Faucher）盡管持有教條主義式的自由信仰，也被19世紀40年代曼徹斯特的景象所震驚。對此，歐洲大陸上的觀察者就不震驚嗎？[10] 但是，他們與英國人一樣都深具信心，這種信心來自穩定增加的富裕［1830—1856年間，裏爾當塞特（Dansette）家族的嫁妝，從1.5萬法郎增至5萬法郎[11] ］，來自對經濟自由主義的絕對信念，來自對非經濟活動的拒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裏爾的紡織王朝仍一直維持著對軍旅生涯的完全輕蔑。米盧斯的陶爾菲斯（Dollfus）家族之所以勸年輕的恩格斯不要念著名的工藝學院，就是因為他們擔心這可能引導他走上軍旅生涯，而不是實業生涯。貴族制度及其血統家系，起初並沒有對他們產生極度誘惑，猶如拿破侖的元帥們那樣，他們就是他們自己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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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雙元革命的決定性成就，就是它們打開了有才之士的進身之路，或者至少說是向精力、精明、勤奮以及貪婪，打開了進身之路。並不是說所有的進身之路都已敞開，也不代表它們全都能通往社會階級的頂端，或許在美國是例外。然而，這些機遇是多麽非凡！昔日靜止不變的等級意識，已經徹底地遠離19世紀！漢諾威王國的謝勒（Kabinettsrat von Schele），曾拒絕一位貧寒的年輕律師申請一個政府職位，其理由是這位年輕律師的父親是一名訂書匠，他理當繼承父業。而今，這個理由顯得既不充分又極荒唐。[12] 然而謝勒所做的，只不過是奉行穩定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古老格言，而且在1750年時，一位訂書匠的兒子的確只有子承父業一途。現在，他卻不再非這麽做不可。在他面前敞開了四條成功之路：實業、教育（並可借此轉向政府公職、政治以及自由職業三個目標）、藝術以及戰爭。戰爭在革命時期和拿破侖時期的法國是很重要的，但在隨後數代人的長期和平中，便不再具有重要性，也因此不再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三條道路是新近才出現，因為此時有比以往大得多的公共獎賞，鼓勵那些能令大眾歡娛或感動的非凡才能，舞台的社會地位日益上升，便表明了這點。這種地位的上升，在愛德華時代的英國，最終產生了相互關聯的景象：封為騎士的男演員和娶合唱隊女孩為妻的貴族。甚至在後拿破侖時期，就已經產生了富有特色的現象：被當作偶像崇拜的歌唱家［如“瑞典夜鶯”琳德（Jenny Lind）］或舞蹈家［如埃爾絲勒（Fanny Elssler）］，以及被奉為神明的音樂藝術家［如帕格尼尼（Paganini）和李斯特（Franz Lis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