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向才幹之士敞開進身之路（第2/9頁）

新社會的支配優勢並非法國獨有的現象，但是，如果將民主的美國除外，在表面上，這種優勢在法國的確更為明顯、更為正式，盡管實際上不如在英國和低地國家那樣深刻。在英國，名廚仍是為貴族服務，如卡雷姆（Carême）為威靈頓公爵服務那樣（他先前曾為塔列朗服務）；或是為寡頭俱樂部服務，如“改革”俱樂部的索耶爾（Alexis Soyer）。在法國，在大革命中失去工作的貴族家庭廚師，已經建立了開辦高價餐館的穩固傳統。一本法式烹飪指南經典的封頁，暗示著世界的一項變化。它是這樣寫的：“（作者）博維耶（A. Beauvillier），普羅旺斯伯爵老爺的前任官員……現任飯店老板，郎德斯大酒店，黎希留路26號。”[4] 美食家是王政復辟時期的創造物之一，並經由1817年創刊、布裏亞——薩瓦蘭（Brillat-Savarin）編寫的《美食家年鑒》而不斷繁衍。他們已絡繹不絕地前往英式咖啡館或巴黎式咖啡店，去品嘗沒有女主人主持的晚餐去了。在英國，報刊依然是指導、咒罵和施加政治壓力的工具。但正是在法國，吉拉丹（Emile Girardin）於1836年創辦了現代報紙：《報界》（La Presse ），這份報紙是政治性的，卻也是廉價的，旨在積聚廣告收入，以閑話、連載小說和各式各樣的其他噱頭吸引讀者。[1] 英語中的“新聞”（journalism）和“宣傳”（publicity）、德文中的“宣傳”（Reklame）和“廣告”（Annonce），這些詞匯都會使人想起法國人在這些混沌初開的領域中的先驅之舉。巴爾紮克筆下所贊美的時裝、百貨商店和公共商品櫥窗，也都是法國人的發明，是19世紀20年代的產物。[2] 法國大革命還將向才幹人物開放的職業——劇院——帶進了“良好社會”（在此同時，該種職業的社會地位在貴族統治下的英國，仍然類似於拳擊手和騎師的地位）：拉布拉什（Lablache）、塔爾馬（Talma）和其他戲劇界人士，在拉菲特別墅（Maisons-Lafitte，以一位使該郊區變得時髦起來的銀行家姓氏命名）這幢莫斯科親王的豪華住宅旁，確立了他們自己的地位。

工業革命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影響，在表面上不那麽劇烈，在實際中卻更為深遠。因為工業革命創造出與官方社會並存的資產階級新集團，這些集團是如此之大，以致無法為官方社會所吸收，只好接納了其頂層的少數人。但這個新集團是如此的具有自信和活力，他們並不希望被吸收，除非是在依他們所提的條件基礎上。在1820年的英國，我們尚難在國會大廈和海德公園附近，發現眾多殷實富商的身影。在國會大廈裏，貴族及其家人依然控制著尚未改革的議會；而海德公園內，仍是那些完全不守禮儀的上流仕女們，如哈麗葉·威爾遜（Harriete Wilson，她甚至在拒絕裝扮成殘花敗柳的女人時也顯得很不正經）。她們乘坐四輪敞篷馬車，身旁簇擁著打扮入時的傾慕者，他們來自軍隊、外交使團和貴族階層，其中也有不屬於資產階級的“鐵公爵”威靈頓（Wellington）。18世紀的商人、銀行家，甚至於企業家，其人數甚少，足以同化在官方社會中。事實上，以老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為首的第一代棉紡業百萬富翁們，可說是相當堅定的托利黨人，只不過較為溫和穩健而已。老皮爾的兒子還正在接受日後成為首相的訓練。然而，在北方布滿雨雲的天空下，工業化使實業家的實力成倍增大。曼徹斯特不再肯向倫敦屈服讓步。在“曼徹斯特今日所思，就是倫敦明日所想”這一戰鬥口號下，曼徹斯特準備將自己的要求強加給首都倫敦。

這些來自各個地方的新貴，是一支可畏的大軍，而當他們日益意識到自己是一個“階級”，而不是填補上層和下層階級空隙的“中等階層”時，就更加令人生畏了。到了1834年，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已經可以抱怨說：社會評論家“在他們那個關於地主、資本家和勞工的三角關系中百思不解，直到他們似乎領悟到，社會好像已在上帝的安排下，區分成這三個階級”。[6] 他們不僅是一個單純的階級，更是一支戰鬥的階級大軍。最初他們是為了反對貴族社會，而與“勞動貧民”合作組織（他們認為這些貧民一定會追隨自己的領導）[3] ；後來，他們既反對無產者也反對地主，這在反《谷物法》同盟這個最具有階級意識的團體中，表現得最為顯著。他們是白手起家，或者至少是出身平凡的人，他們極少得到出身、家庭或正規高等教育的庇蔭。就像狄更斯《艱難時世》（Hard Times）中的那位邦德比先生，他們並非不願誇耀這種事實。他們富有，而且在那個年代變得更為富裕。他們先是充滿極為強烈和強悍有力的自信心，這種自信心是因為他們屬於這種人：其親身經歷已向他們表明，天命、科學和歷史已經會聚在一起，準備將世界完全交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