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向才幹之士敞開進身之路

某天，我與這些中產階級紳士中的一位走進曼徹斯特。我向他提及令人慚愧和不衛生的貧民區，想引他注意這個城市的工廠工人，其居住地區是如何令人作嘔。我表示我生平從未看過建得這樣糟糕的城鎮。這位紳士耐心地傾聽，然而卻在我們分手告別的那條街道的街角上評論說：“但是這裏有很多錢可賺啊。早安，先生！”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1]

新金融家們以在報紙上公布晚餐菜單和來賓名單為炫耀的時尚。

——卡布菲格（M. Capefigur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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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命推翻或建立的正式體制很容易識別，但是，它們無法衡量革命的作用。法國大革命的主要結果是廢除了貴族社會，但廢除的不是階級意義上的“貴族”——那種以爵位和其他排斥性的醒目標記加以區分，而且經常以“血緣”貴族這樣的階級為自己塑形的社會地位。建立在個人發跡之上的社會，歡迎這種醒目和既定的成功標志。拿破侖甚至重建了一個正式的貴族階層，它在1815年後，與殘存下來的舊貴族連成一體。貴族社會的結束並不意味著貴族影響力的終結。新興階級自然會傾向於依據先前上層集團所確立的舒適、奢侈或浮華的標準，來看待他們自己的財富和權力象征。英國柴郡（Cheshire）那些賺了錢的布商妻子們，會在許多關於禮儀和體面生活的書籍指導下，變成“女士”。也是基於這種目的，這些書籍從19世紀40年代起成倍增加。出於同樣原因，在拿破侖時代發戰爭財的那群謀利者，也十分看重男爵頭銜，並喜愛在資產階級的沙龍中，擺滿“天鵝絨、黃金、鏡子、路易十五時代座椅的拙劣仿制品，以及其他家具……徒有講究仆人和馬匹的英式時髦風尚，卻沒有貴族精神”。一位不知道靠什麽發跡的銀行家誇口道：“當我出現在劇院中的專屬包廂時，所有的長筒望遠鏡都轉向我身上。我得到了近乎皇家所得到的喝彩歡迎。”還有什麽比這種誇口更為驕傲呢？[3]

而且，像法國這種在宮廷和貴族的習染熏陶下所形成的文化，是不會失去其印記的。因此，那種特別沉醉於為私密關系做微妙心理分析的法國散文（其源頭可溯至17世紀的貴族作家），或那種已將性愛活動以及情人情婦標準化的18世紀文學模式，都成了“巴黎式”資產階級文明的成分之一。先前是國王們有正式的情婦，現在則加進了成功的股票經紀人。高級名妓不僅將其回報豐厚的寵愛投給那些敗家的年輕貴族子弟，也投向出得起價錢的銀行家，以作為他們成功的活廣告。事實上，在許多方面，法國大革命以一種異常純粹的形式，保留下法國文化中的貴族特點；出於同樣原因，俄國革命也以異常的忠誠，保留了古典芭蕾和19世紀資產階級對待“美好文學”的典型態度。這些特質被革命接受同化，視作令人向往的歷史遺產，因而受到革命的保護，而非銷毀。

然而，舊制度還是死亡了，盡管1832年時，布勒斯特（Brest）的漁夫認為：天降霍亂是上帝對他們廢黜合法國王的懲罰。除了信仰雅各賓的法國南部和一些長期實行非基督教化的地區，形式上的共和制度在農民之中的擴展速度相當緩慢，但是，在1848年5月舉行的第一次真正普選中，正統主義的勢力已經只局限於西部和較貧窮的中部省份。今日法國鄉村的政治地理，在當時已大體可以辨認出來。在更高的社會層次上，波旁王朝的復辟並沒有恢復舊制度，或者正相反，當查理十世力圖這麽做時，他就被推翻了。復辟時代的社會，是巴爾紮克筆下資本家和野心家的社會，是司湯達（Stendhal）筆下於連（Julien Sorel）的社會，而不是返鄉流亡貴族的社會。一個如地質變動般的新世紀，分隔了復辟社會與塔列朗所回顧的18世紀80年代的“甜蜜生活”。巴爾紮克筆下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更接近於莫泊桑（Maupassant）筆下的《俊友》（Bel-Ami）一書中的杜洛亞，一個19世紀80年代的典型人物，甚或更近似於20世紀40年代好萊塢電影中的典型人物薩米·格裏克（Sammy Glick），而不像18世紀80年代非貴族的成功者費加羅（Figaro）。

簡言之，革命後的法國社會在結構上和價值觀念上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是暴發戶的社會，換言之是自我成就者的社會。不過，當時這種情形還不十分明顯，除非政府本身便是由暴發戶統治，即實行共和主義或拿破侖主義的政府。1840年時，有半數的法國貴族屬於舊貴族家庭，在我們看來這種現象似乎不夠革命，但是在當時的法國資產階級眼中，半數貴族在1789年時曾是平民這一事實，卻是非常驚人的，特別是在他們目睹了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階級排外性後，更顯震驚。“善良的美國人死後，就上巴黎去”，這句話表明巴黎在19世紀的形象，盡管要到第二帝國時期，巴黎才完全成為暴發戶的天堂樂園。倫敦，或者特別是維也納、聖彼得堡和柏林，都不是金錢可以買到一切的城市，至少在第一代暴發戶時是如此。在巴黎，卻幾乎沒有什麽有價值的東西是用錢買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