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勞動貧民
每一個工廠主，就像殖民地的種植園主生活在他們的奴隸中那樣，生活在自己的工廠裏。他一個人要面對成百個工人，而裏昂的破壞活動，就像是聖多明各的那種暴動……威脅社會的野蠻人既不在高加索，也不在蒙古草原，而是在我們工業城市的郊區……中產階級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種局勢的性質；他應當知道他的處境。
——吉拉丹（Saint-Marc Girardin），《辯論報》（Journal des Débats ）1831年12月8日
想要做官掌權，
總得披大氅，掛綬帶。
我們為你們大人物紡紗織布，
死後卻不包裹屍布就草草掩埋。
我們是織布工，
卻赤身裸體，無遮無蓋。
你們的統治行將結束，
我們掌權的日子就要到來。
我們為舊世界織好了裹屍布，
造反的吼聲已響徹天外。
我們是織工，
從此衣冠整齊，有穿有戴。
——裏昂紡織工人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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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些發現自己正處在資本主義社會道路上的貧民來說，在他們面前展現出三種可能性，而且他們在當時仍難以進入的傳統社會領域內，再也得不到有效的保護。這三種可能性是：他們可以爭取成為資產階級；或讓自己忍受折磨；或起而造反。
如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的那樣，第一條道路對那些身無分文得以賺取財產或接受教育的人來說，不僅實行起來有困難，而且也頗令人厭惡。純功利式的個人主義社會行為，秉持的信條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種理論上看似合理的叢林競爭法則，在成長於傳統社會之人的眼中，無異於淫亂的魔鬼。1844年，絕望的西裏西亞麻布手織工，為了與自己的命運抗爭，發動了一場失敗的起義。[1] 起義工人中有人說道：“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發明了各種巧妙無比的技巧，用來削弱和破壞別人的生計。唉！但再也沒有人會想到《聖經》第七條戒律的訓示：你不能偷盜。他們也沒記住路德對這一條戒律的評注，路德說：我們應當敬畏上帝，我們不能拿走鄰居的錢財，不能用假貨和欺詐的交易去獲取錢財，相反，我們應當幫助鄰人保護並增加其生計和財產。”這段話代表了所有發現自己簡直是被地獄的力量拖入深淵之人的心聲。他們要求的並不多。（“過去富人常給窮人以施舍，而窮人安於過著極簡樸的生活，因為在那時，下層人不像他們今天那樣，很少需要誇耀用的衣著和打扮。”）但即使這麽卑微的地位，如今也被剝奪了。
因此，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抵制，即使經過最合理的計劃，也少不了野蠻的行為。以濟貧稅救助低薪勞工的“斯平漢姆蘭”制度，由鄉紳主導實行，並深受勞工依賴，雖然經濟學上對這種制度的反對已成定論。作為緩和貧困的一種方式，基督徒式的施舍毫無助益，就像在大量興辦慈善事業的教皇國家可以見到的那樣。但它不僅在傳統的富人當中普受歡迎，而且也在傳統的窮人當中普受歡迎。富人把它看作是防止邪惡平權的手段（這種平權觀念是“那些堅持自然創造的眾人都是平等的，而社會差別純粹只有在公共效益中才能找到”的夢想家所提出的[2] ）；而窮人深信，他們有權獲取富人餐桌上的面包屑。在英國，有一道鴻溝把互助會（Friendly Society）中產階級提倡者和貧民分隔開來，前者認為互助會完全是個人自助的一種形式；而後者還把它當作，並且根本常常當作是舉行歡樂聚會、儀式、宗教祭典和慶祝活動的社會團體，這對互助會的健全是有害的。
甚至連資產階級也認為，在這些方面，純粹的自由競爭並未給他們帶來實際好處，因而加以反對，這使那種抵制更為強化。誰也不比頑強的美國農場主和工廠主更熱心於個人奮鬥精神，沒有一部憲法像美國憲法那樣——或者他們的法學家直到我們這個世紀以前還認為的那樣——反對類似聯邦童工立法那種對自由的幹預。但是如我們所見，卻也沒有誰比他們更堅定地致力於對其實業的“人為”保護。新式機械是私人企業和自由競爭的主要好處之一。但是，不僅勞工盧德派（Luddites）奮起搗毀機器，當地的小商人和農民也同情他們，因為他們也認為改革者破壞了他們的生計，而政府則不得不於1830年發出措辭嚴厲的通告，指出“機器應像其他任何形式的財產那樣，受到法律的保護”。[3] 在資產階級自由派深具信心的堡壘之外，新興企業家懷著動搖和疑惑的心情，著手完成他們破壞社會和道德秩序的歷史任務，這更加強了窮人的信念。
當然，也有一些勞動者極力躋身於中產階級，或者至少是遵循節儉、自助和自我改善的訓誡。在中產階級激進主義的道德和說教讀物、戒酒運動和致力傳道的新教當中，隨處可見把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視為其荷馬的那類人，而事實上，這樣的團體吸引了或許還鼓勵了雄心勃勃的年輕人。1843年創立的羅頓節欲院（Royton Temperance Seminary，局限於小夥子，大部分是棉紡織工人，他們發誓戒酒、不賭博，並養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在20年裏培養了五個紡紗廠老板、一名教師、兩名俄國棉紡廠經理，“和不少取得諸如經理、監工、機械工工頭、合格校長之類的體面職位，或變成體面的店鋪老板”。[4] 顯然，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以外，這種現象不那麽普遍，在那些地區，工人階級以外的道路（除了移民）要狹窄得多，即使在英國，這樣的道路也不特別寬廣；而激進中產階級對熟練工人的道德和理智影響，也要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