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勞動貧民（第3/8頁）
1815—1848年間的勞動貧民處境，著實令人震驚，這一點是任何通情達理的觀察家都無法否認的，而這樣的人所在多有。眾人普遍認定，貧民的處境正在日漸惡化。在英國，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便是基於這樣的假定，認為人口的增長必然會超過生活所需的增長，並且得到了李嘉圖派經濟學家的支持。那些對工人階級的前景持樂觀看法的人，比抱悲觀看法的人少一點，才能也要差一些。在19世紀30年代的德意志，至少有14種不同的出版物，是以人民的日漸貧困作為討論主題的。而且，關於“日益貧困和食物短缺的抱怨”是否得到證實的問題，也被提出來作為學術獎勵的論文題目。16位競爭者中，有10位認為已得到證實，只有2位認為這些抱怨沒有得到證實。[10] 從這類意見占有的壓倒性多數，便可看出貧民普遍陷於令人絕望的苦難之中。
無疑，鄉村實際存在的貧困狀況，顯然是最糟糕的，特別是在無地的工資勞動者、鄉村家庭作坊工人，當然還有擁有土地但很貧困的農民，或靠貧瘠土地生活的那些人中間。那些發生在1789年、1795年、1817年、1832年、1847年的歉收，仍然造成不可逃避的饑荒，就算沒有額外災難的幹預，諸如破壞了西裏西亞家庭亞麻工業基礎的英國棉紡織品競爭，情況也是如此。1813年的倫巴底歉收，造成許多人僅靠吃肥料、幹草、豆葉和野果制的面餅維持生命。[11] 甚至在瑞士這樣穩定的國家裏，像1817年那樣的歉收年，也會造成實際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的慘況。[12] 與愛爾蘭饑荒的大災難比起來，1846—1848年的歐洲大陸饑民也顯得黯然失色，但這樣的饑荒已經夠現實的了。在普魯士的東部和西部（1847年），1/3的居民已無面包可吃，僅靠馬鈴薯維生。[13] 在德意志中部山區，簡樸、貧窮的制造業村莊裏，男男女女坐在圓木和長凳上，很少有簾子或桌巾，沒有玻璃杯而用陶器或錫杯喝水，居民已有點習慣了馬鈴薯食品和淡咖啡。在饑饉期間，救濟工作者不得不讓居民吃他們提供的豌豆和稀粥。[14] 因饑餓而產生的斑疹傷寒，在佛蘭德斯和西裏西亞的鄉村肆虐，在那裏，農村的麻布織工與近代工業進行著注定要失敗的鬥爭。
但事實上，除去愛爾蘭那樣的全面災難之外，吸引大多數人注意的苦難——許多人都認為程度日益加重——是城市和工業區的苦難，那裏的貧民不像農村那般消極地挨餓，也不像他們那麽不顯眼。他們的實際收入是否下降，仍是歷史上有爭論的問題，盡管如我們所見，城市貧民的一般處境無疑是惡化了。在不同地區之間、不同種類的工人之間，以及各個經濟時期之間，情況千差萬別，再加上統計數據方面的缺陷，使這些問題很難得出肯定的答案。不過在1848年以前（英國也許在1844年以前），任何顯著的普遍改善都不曾發生，而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鴻溝，肯定是越來越大，越來越明顯。當羅斯柴爾德伯爵夫人佩戴價值150萬法郎的珠寶出席奧爾良公爵的化裝舞會時（1842年），正是布賴特（John Bright）這樣描述羅奇代爾婦女的時候：“2 000名婦女和少女唱著聖歌走過街道，這是非常獨特、非常令人吃驚的場面。這支奇異的隊伍走近了，她們是可怕的饑民，面包被狼吞虎咽地吞食下去，其狀難以形容，即使那些面包上幾乎沾滿了泥土，也會被當作美食吞下去。”[15]
事實上，在歐洲廣大地區，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可能都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惡化。不僅（如我們所見）城市設施和社會服務無法與城市輕率而又無計劃的發展同步，在1815年到鐵路時代來臨之前，貨幣工資（經常是實際工資）趨於下降，許多大城市的食品生產和運輸價格也隨之下降。[16] 那個時代馬爾薩斯主義者的悲觀論調，就是建立在這樣的時間差之上。但除了這種時間差之外，光是飲食習慣從前工業時期的傳統三餐，變為城市化和工業化時期的不加重視或無錢購買，就足以導致營養惡化，恰如城市生活和工作條件很可能導致健康惡化一樣。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而且當然也是上層、中等和工人各階級之間）在身體和健康上的特大差異，顯然都是因為這一原因。法國和英國的統計學家，特別重視研究這一課題。19世紀40年代，維爾特郡（Wiltshire）和拉特蘭（Rutland）鄉村雇工（未必是一個飽足的階級）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要比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勞工的預期壽命高1倍，但那時，僅舉一個例子來說，“直到手工業改用蒸汽動力之前，亦即直到18世紀末，在謝菲爾德（Sheffield）刀剪業中，還不知道什麽叫作磨工病。”但到了1842年，因罹患這種疾病而翻腸嘔吐的工人比例，30多歲年齡層中有50%的人，40多歲有79%，50歲以上更達100%。[17] 此外，經濟上的變化使廣大勞工階層發生了轉移或取代，這種變化有時對他們有利，但更多時候是使他們感到悲哀。廣大居民群眾因尚未被新的工業部門或城市吸收，仍舊永遠處在一個貧困無告的底層，甚至更多的群眾，被周期性的危機推向失業深淵，這種危機幾乎不可預測，它們既是暫時性的，也是反復發生的。一次這樣的經濟蕭條，可以使博爾頓（1842年）或魯貝（Roubaix，1847年）2/3的紡織工人失去工作。[18] 20%的諾丁漢（Norttingham）居民，1/3的佩斯利（Paisley）人口，實際上可能都是貧民。[19] 像英國憲章主義那類運動，因其政治上的軟弱性，會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敗；但一次又一次的嚴重饑荒——壓在千百萬勞動貧民身上不堪忍受的重負——又將使它一次次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