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向才幹之士敞開進身之路（第6/9頁）

因此，對有意追求名利的人來說，有幸的是，後拿破侖時期幾乎在所有地方都是政府機構和政府活動明顯擴張的時期，不過，這種擴張很難大到足以吸納日益增多的識字公民。1830—1850年間，平均每人的公共開支在西班牙增加了25%，在法國增加40%，在俄國增加44%，在比利時增加50%，在奧地利增加70%，在美國增加75%，在荷蘭增加90%以上。（只有在英國、英屬殖民地、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幾個落後國家，按人口分攤的政府開支維持穩定或下降，而這個時期正是經濟自由主義如日中天之時。[14] ）這種增加的情況，部分可歸因於軍隊這個顯而易見的賦稅消費者。盡管沒有發生重大的國際戰爭，軍隊在拿破侖戰爭結束之後卻還是比之前要龐大得多。以1851年主要大國的軍隊總數為例，其中唯有英法兩國的數字，低於1810年拿破侖力量臻於頂峰之際。其他大國，如俄國、德意志和意大利諸邦國，以及西班牙，實際上擁有更龐大的軍隊。這種增加的情況，也可歸因於國家舊職能的發展以及新職能的取得。認為自由主義敵視官僚制度，是一種基本的錯誤觀念。（那些具有邏輯思想的資本主義擁護者——激進的邊沁學派，並不曾犯這種謬誤。）自由主義只敵視缺乏效率的官僚制度，敵視政府幹涉那些最好是留給私營企業去辦的事情，以及敵視過多過濫的稅收。使政府的作用降到只具守夜更夫的功能，這種庸俗自由主義的口號，掩蓋了下列事實：剪除了無效率和幹涉性功能的政府，會是一個比過去更為強大而且更有雄心的政府。例如，及至1848年，只有政府才擁有現代而且經常是全國性的警察武力：法國始於1798年，愛爾蘭始於1823年，英格蘭始於1829年，西班牙始於1844年；除英國之外，通常也只有政府才擁有公共教育體系；除了英國和美國，公共鐵路服務也歸或將歸政府所有；在任何地方，都是由政府經營日益擴大的郵政服務，用以滿足急速增大的商務和私人通訊需求。人口增長迫使國家維持一個更大的司法系統，城市增長和城市社會問題也要求一個範圍更大的市政管理系統。無論政府的職能是新增還是舊有，都日益依靠一個由專職官員組成的、單一的、全國性的文官體系去執行，其中的高級官員，由各國的中央權威任意調遣和升遷。這種有效率的服務雖然可以大量減少官員數量、消除腐敗和兼職差役，並可降低行政單位的成本花費，然而卻會創造出一個更令人可畏的政府機器。自由主義國家的大多數基本職能，看來都超出了大多數前革命專制國家最狂放時的夢想，例如聘用支付薪酬的官吏或維持一支全國性的常規地方警力，去有效地評估和征收稅款。征稅的水準也超過從前甚多，甚至也曾間歇實行累進所得稅率，而這正是自由主義政府得以維持的原因：實行自由主義的英國，其1840年的政府開支，竟相當於獨裁俄國的4倍之多。[6]

傳說拿破侖的士兵會在軍用背包裏攜帶軍官肩章，作為他最終取得元帥權杖的第一步。然而，那些新的官僚職位卻很少在實際上等同於這些軍官肩章。1839年時，法國計有13萬名文職官員，[15] 其中大多數是郵遞員、教師、低層征稅官、司法官員，以及類似人員；甚至於內政部的450名官員和外交部的350名官員中，大多也是普通辦事員，從狄更斯到果戈理的文學作品，都把這一類人描寫得淋漓盡致。除了公職特權外，他們難得有什麽值得羨慕的，他們所得到的保障，只是可以用一種穩定的節奏終身挨餓受窮。只有寥寥可數的官職，稱得上是一份中產階級的好職業，從經濟上看，誠實的官員不可能在過得去的舒適之外，指望更多東西。19世紀中葉的改革者，在英國文官制度中設計了“行政管理級”官員，以作為適合中產階級的級別，但即使是到今天，該級行政官員也不會多於3 500人。

雖然小官吏或白領工人的情況簡樸如此，但若比起勞動貧民，他們還是像山巒般高高在上。這些人不需從事體力勞動。盡管只是象征性的，但他潔凈的雙手和雪白的衣領，都使他偏向富人那邊。他們身上通常都帶有公共權威的魔力。男男女女在他面前，只能排隊領取登記著他們生活的文件，他對這些人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他可以告訴這些人什麽是不可以做的。在較落後的國家（以及民主的美國）兄弟子侄可指望通過他找到一份工作；在許多不那麽落後的國家，他不得不受賄。對於無數的農民或勞工家庭，對於不太可能以其他方式提高社會地位的人來說，小官吏、教師和神職人員至少在理論上是可以觸及的，這座喜馬拉雅山是他們的兒子有可能攀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