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向才幹之士敞開進身之路（第5/9頁）

實業和教育都不屬於向所有人開放的坦途，即使是在那些充分擺脫了傳統習俗和束縛的人們當中，也是如此。這些人相信“像我這樣的人”將為他們容納，也知道在一個個人奮鬥的社會中如何活動經營，或者承認“自我完善”是值得的。想走上這兩條路的旅行者必須交付通行費：沒有一些起碼的資財，無論限額多麽小，便很難在成功之路上起步。這種通行費對想踏上教育之路的人來說，無疑要比進入實業之路更高，因為即使是在建立了公共教育體系的國家中，初等教育一般仍受到忽視，而且，即使在有初等教育存在的地方，出於政治原因，也僅限於教授最低程度的識字、算術和道德服從。不過，非常矛盾的是，乍看起來，教育之路似乎要比實業之路更有吸引力。

這種認知並不奇怪，因為教育只需要人們在生活的習慣和方式上做一點小小的革命。學識，如果只是教士學習的那種學識，早已在傳統社會中擁有了為人所認可、為社會所重視的地位，而且實際上，比它在純正的資產社會中的地位更為顯著。家庭中有一位教士、牧師或猶太學者，可能就是窮人所能期望的最大榮幸，也值得為此做出巨大犧牲。一旦開放這樣的進身之路，這種社會傾慕可以輕易地轉向世俗學者、官吏或教師，或者在最好的情況下，轉向律師和醫生。此外，學識不像實業那樣，具有明顯的反社會傾向。受過教育者不會像無恥自私的商人和雇主那樣，主動攻擊他的同類。實際上經常看到的情形是，他們（尤其是教師）明顯地是在幫助同胞擺脫看來是他們苦難之源的愚昧無知和黑暗。比起對個人實業成功的普遍渴求，對教育的普遍渴求更容易實現，而且，學校教育比可賺錢的奇怪藝術更容易取得。在那些幾乎完全是由小農夫、小商販和無產者所組成的社區中，如威爾士，人們一方面會渴望將兒子送去從事教學或傳教工作，但同時卻對財富和實業本身有著痛苦的社會怨恨。

然而，在一定意義上，教育代表著個人主義式的工作競爭、“向才幹之士開放的職業”，以及實力戰勝出身和關系。在此，教育的效用完全與實業不相上下，而且是通過競爭性的考試來實現的。如同往常，考試制度最具邏輯性的表現方式，也是產生於法國大革命之中，類似等級制度的考試，迄今仍在從學術優勝者中挑選出知識精英分子，去管理和教導法國人民。學識和競爭性考試，也是英國最具資產階級意識的思想學派的理想。這個學派就是邊沁主義的“哲學激進派”，他們最終（但不是在本書所述時期結束之前）會將這種理想以一種極為純凈的形式，強加在英國內政部和印度事務部之上，以反對貴族的激烈抵抗。憑實力取才，如經由考試或其他教育檢定，已成為公認的理想典範。只有最為陳腐的歐洲公職，如羅馬教廷和英國外交部，或最民主的文官制度，如美國，不在此列。最民主的文官制度，傾向於以選舉而不是考試作為選拔公職人員的標準。雖然，像其他形式的個人主義競爭一樣，考試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方法，卻不是民主的或平等主義的方法。

因此，教育向有才之士開放所產生的首要社會結果，是矛盾的。它所產生的不是自由競爭的“開放社會”，而是官僚制度的“封閉社會”；但是，這兩者——以其多樣的方式——都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時代中最富特色的體制。19世紀高等文官的氣質，基本上仍是18世紀啟蒙運動時的那種氣質：在中歐和東歐是共濟會式和“約瑟芬式”（Josephinian），在法國是拿破侖式，在其他拉丁語系國家是自由主義式和反教士的，在英國則是邊沁主義式。眾人一致公認，一旦有實力者在文官制度中鞏固了地位，競爭就轉變為自動晉升。不過，一個人究竟能晉升得多快和多高，仍取決於（在理論上）他的實力，除非有規定的平均主義強迫純粹憑資歷晉升。因此，乍看起來，官僚制度非常不同於自由主義社會的理想。然而，憑實力選才的意識、普遍的廉潔風氣、講求實際的效率、一定的教育程度，以及非貴族的出身，都將公職文官聚為一體。就算是刻板嚴厲地堅持自動晉升（尤其是在那個非常中產階級的英國海軍部中，其延續的時間已達到了荒唐的程度），至少也有以下的好處：排斥典型的貴族徇私或君主偏袒的習性。在經濟發展停滯落後的社會中，公職向新興的中產階級提供了一種替代的中心點。[5] 1848年的法蘭克福國會（Frankfurt Parliament）中，68%的議員都是文官或其他官員，只有12%的議員是“自由業者”，2.5%是實業家，這種情況並非偶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