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換個角度看問題（第3/15頁）

只是誰也想不到的是，機會來自東鄰朝鮮。

1910年8月22日，韓國總理李完用與日本代表寺內正毅簽訂《日韓合並條約》，規定大韓帝國將朝鮮半島的主權永久讓渡給了日本，朝鮮半島遂成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條約生效。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朝鮮不復存在。

朝鮮曾經是中國番邦，而且時間可以追溯很遠。只是到了近代，由於中國沒有適時調整好與西方的關系，沒有弄明白西方勢力東來的真實意義。因而中國也就沒有及時主動轉變，不存在引領各番邦共同進步共同發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團結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勢力。中國在渾渾噩噩中度過了將近兩百年，直至1840年的鴉片戰爭，直至兩年後被打敗，中國被迫開放了五個通商口岸，但依然沒有弄明白西方東來的意義，也就不知道怎樣指導這些屬國面對西方。

又過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國被再次打敗，痛定思痛，睜眼看世界，突然發現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不是幾十年，而是幾百年。中國從此有了焦灼感、緊迫感，在對周邊各番邦的關系上也就漸漸轉變，由先前的王道主義、天下主義演變成孤立主義，對於各番邦的事務也就不再熱心，任其在西方勢力面前自生自滅。到了19世紀80年代，中國南部邊陲各個番邦漸漸成為英國、法國的殖民地，中國盡管在1884年為越南前途不惜與法國一戰，但不論是越南，還是法國，都清楚中國戰爭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樣適應西方，而是中國的宗主權。

中國這種心態當然深刻影響了朝鮮，朝鮮在隨後幾十年與中國的關系時好時壞，尤其是袁世凱常駐朝鮮強勢管理，既沒有收撫人心，也沒有真正引領朝鮮走向世界，建設一個與東西方一致的現代國家。當然，中國自身此時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意識，而是陶醉在“中體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戰爭爆發，中國不僅在戰場上一敗塗地，而且在外交上也無可稱說，中日宣戰，朝鮮政府率先發布公告，請求日本政府出兵驅逐清軍，中國在道義上徹底被動。等到《馬關條約》成立，朝鮮脫離中國而獨立，對於中國來說，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甲午戰爭，原本是為了朝鮮的前途而戰，結果卻讓中國雞飛蛋打，賠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發展與驕傲一夜之間化為一股青煙，中國由此進入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場戰爭雖說還不是大清王朝歷史的終結點，但十幾年後的歷史節點在這裏不難找到某些因果關聯。

朝鮮在戰後名義上走向獨立，其實只是與日本更親近，這也是後來日韓合邦的原因。而中國在經過甲午戰爭的打擊後並沒有一蹶不振，知恥而後勇，中國很快丟掉洋務的包袱，輕裝上陣，開始維新，再經義和團戰爭、辛醜條約、日俄戰爭，中國在變革道路上雖說波折不斷，但大方向似乎並不太錯。只是到了兩宮大行，朝廷弱勢，中國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滯狀態，而恰當此時，日韓合邦劇烈刺激，讓相當一部分中國人隨時受不了，以為亡國滅種，於是引發巨大的政治沖擊。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將日韓合邦理解為朝鮮亡國，這部分中國人借著這個由頭大力推動停滯已久的改革。一個月後（9月22日），吉林巡撫陳昭常迅即奏請朝廷將東三省向列強開放，強調除日俄兩國外，大力引進歐美列強向東三省投資辦廠，以此抵制日本。

與此同時，各省督撫相繼建議朝廷重啟政治改革，加大變革力度。9月30日，廣西巡撫張鳴岐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折，以為籌備憲政，一定要從本源入手，加快落實責任內閣，加快籌備和召集國會，加快司法改革，盡快讓司法獨立。建議修改九年籌備立憲清單，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個新國家，防止朝鮮教訓在中國重演。

10月20日，東三省總督錫良向清廷報告了日俄兩國對東三省的威逼，建議清政府傾全國之力以謀東三省。五天後（10月25日），錫良又與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袁樹勛、雲貴總督李經羲、伊犁將軍廣福、江蘇巡撫程德全、安徽巡撫朱家寶、山東巡撫孫寶琦、山西巡撫丁寶銓、河南巡撫寶棻、新疆巡撫聯魁、江西巡撫馮汝骙、湖南巡撫楊文鼎、廣西巡撫張鳴岐、貴州巡撫龐鴻書等聯名致電朝廷，要求立即組織內閣，定明年開設國會。理由就是“日俄協約成後，一舉亡韓。列強均勢政策，將皆一變方針。時局危險，已遠過於德宗在位之日。緩無可緩，待無可待。此即閣會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猶恐後時，奈何以區區數年期限爭持不決乎？”（《東方雜志》宣統二年第十一期《中國大事記》）各位重臣請求朝廷聖明獨斷，親簡大臣，立即組織內閣，特頒明詔，定於明年開設國會。朝鮮亡國直接刺激清廷重啟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