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個王朝的隱退

乾隆大帝的“上國心態”

乾隆晚年，中國經濟不僅是歷史上的巔峰狀態，而且在世界經濟構成中至關重要，舉足輕重。但是中國經濟的基本結構還是農業經濟，能夠將全世界白銀引入中國，一個是中國傳統“老三樣”：茶葉、絲綢和瓷器；二是中國人簡樸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沒有溫飽之外的消費。換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種程度上說是老百姓省吃儉用積累起來的。

傳統的中國農業經濟沒有辦法接納西方更多的工業品，中英貿易在中國市場無法擴大的情況下問題越來越大，開放市場，自由通商，成為英國商人的普遍要求，這就是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直接原因。

其實，從後世立場看，中國如果在那個時候順勢接受英國人的建議開放市場，自由通商，憑借中國強大的經濟實力，應該會比較輕松地完成產業升級，消費轉型，比較容易地與西方新發生的經濟形態同步。

然而，這種期待都被當年的經濟繁榮蒙蔽了，經濟繁榮沒有成為社會轉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強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國心態”。中國由此錯過了千載難逢的轉型良機。

根據英國政府指示，馬戛爾尼此行肩負著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國政府表達貿易關切，要求中國進一步提供貿易方便，擴大英國工業品市場份額。

第二，為中英貿易穩步推進，請求中國政府在靠近優質茶葉產區提供一個或兩個“居留地”，由英國負責建立警察、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國從事貿易的英國人；假如中國政府不能滿足此項要求，希望中國政府切實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

第三，要求中國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節，駐紮彼此首都。

當然，馬戛爾尼使團也為中國皇帝準備了豐厚的禮物。

經過九個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點，馬戛爾尼使團四艘輪船浩浩蕩蕩抵達澳門外海停泊，隨行副使斯當東勛爵迅即奉命登岸與東印度公司專員接洽。

兩天後，斯當東回到船上，向馬戛爾尼報告在澳門所獲情報，知道中國政府得知馬戛爾尼使團將來消息後，文武官員均表滿意，乾隆帝以為“己身克享遐齡，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將閉之候，而猶得一遠國如英吉利者，使臣萬裏東來，共敦睦誼，則其畢生之威名榮譽，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聽，凡有英使船只經過處，給予必要方便、幫助和禮遇。

斯當東打探來的情報是不準確的。清政府確實早就知道英國政府將派員前來中國，但他們對英國政府的用意幾乎作了頑強相反的猜測。這也是馬戛爾尼使團失敗的根本原因。

中國政府確實在幾個月之前就通過洋商知道英使將來，但中國人沒有弄明白英使來華使命。根據過往經驗，中國人以為英使來華，就像諸番邦朝貢一樣，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給予必要協助，“即將該貢使及貢物等項派委妥員迅速護送進京，毋得稍有遲誤”。乾隆帝關懷所在還是朝貢及貢物，這注定馬戛爾尼使命無法達成。

另一方面，清政府對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懷戒懼。乾隆帝歷次指示不斷提醒沿海各省督撫加強戒備，當英使貢船進口時，先期派委大員，多帶員弁兵丁，列營站隊，“務必旗幟鮮明，甲杖精粹，同時要不動聲色，密加查察防範，以肅觀瞻而昭體制”。這顯然是“天朝上國”心態的自然流露，無形中為馬戛爾尼使團完成任務設置了障礙。

中國的期待與馬戛爾尼的使命相差太遠，但是這個時候，中英雙方並不真切知道對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國人此行主要任務在通商，在建交。這兩件大事，對於中方，對乾隆大帝來說，聞所未聞。

馬戛爾尼使團在澳門逗留了幾天之後起程馳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繼續北上，7月25日抵達天津大沽口外拋錨停泊。中國方面負責接待的長蘆鹽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喬人傑等前往迎接，並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傳旨頒賞。乾隆帝根據徴瑞的報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體制而示懷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將英國使團視為一支專程前往北京朝貢的隊伍，毫無近代意義上的國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國方面關懷所在不是詢問、了解英國人為何而來，而是見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貢品禮單。

使團提交的禮品清單有天體儀、地球儀、座鐘、氣象儀、毛瑟槍、連珠槍、銅炮、榴彈炮及軍艦模型等。這些禮品，為英國最近百年創造，尤其是作為歐洲第一海軍強國，禮品中的槍炮、軍艦，以及天文地理儀器等，應該說還是很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