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個王朝的隱退（第4/17頁）

清末聯邦制何以不可能

當過分的中央集權體制弊病日益明顯時，人們的關注點當然是如何克服這一政治體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權力模式。這一點在清末民初表現得尤為明顯。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權模式既是對前此思想探討的理性總結和折中，也是對以後中國政治發展的預測和規劃。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舊有中央集權體制弊病，調動和利用地方積極性，另一方面他實際上是依然期望在“統一中國”框架內解決問題，期望建立一個強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為社會整合和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主導力量。據此我們不難看到，宋教仁分權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導致中國分裂、地方主義坐大，而是重建中央與地方新關系。這種新關系不同於舊的中央與地方垂直式行政統制模式，也不同於歐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權甚大的聯邦制，而是中央與地方相互依賴、相互依存、相互協作的新模式。在這種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為統括的，“大抵對外的行政，多歸之中央；對內的行政，多歸之地方；消極的維持安寧之行政，多歸之中央；積極的增進幸福之行政，多歸之地方。至其職責分配，則尤當視其國內之情狀而定之也。”（《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分劃之大政見》）應該說，這種設想大抵符合中國國情，是一種未嘗不可一試的選擇。

然而，由於當時中國政治發展的特殊情況，宋教仁在提出這些設想之後僅僅一個星期就慘遭殺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閣，中央與地方分權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過，由於這一問題委實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決，也必須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應。事實上，在宋教仁提出這些方案的當時或前後，國內思想界並未放棄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設想，其中影響最巨的當數“聯邦制”。

從現有資料看，聯邦制在近代中國的最早明確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論家、思想家梁啟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盧梭學案》中寫道：“盧氏以為瑞士聯邦誠太弱小，或不免為鄰邦所侵轢。雖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為數小邦，據聯邦之制以實行民主之政，則其國勢之強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爍今而永為後世萬國法者。盧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國……民間自治之風最盛焉，誠能博采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縣縣，……各為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則成就一盧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國家，其路為最近而其事為最易焉，果爾則吾中國之政體行將為萬國師矣。”顯而易見，梁啟超的意思不僅中國應該走上聯邦制道路以解決中央集權危機，而且中國的實際情況也最適宜聯邦制，最具有實行聯邦制的內在要求和外部條件。

傳統研究以為梁啟超這些意見代表了立憲黨人的普遍看法，其實這種似是而非的判斷相當值得懷疑。據梁啟超1902年4月寫給康有為的信中解釋他之所以提出聯邦制設想思想背景時說：“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償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弟子所見，謂無以易此矣。滿廷之無望久矣，今日日望歸政，望復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滿朝皆仇敵，百事腐敗已久，雖召吾黨歸用之，而亦決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懼破壞，弟子亦未始不懼，然以為破壞終不可得免，愈遲則愈慘，毋寧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豈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門中人猖狂言此，有過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見《文興報》耳。徐（勤）、歐（渠甲）在《文興》所發之議論，所記之事，雖弟子視之猶為詟栗，其《論廣東宜速籌自立之法》（後來署名為“太平洋客”之《新廣東》）一篇稿凡二十七續，‘滿賊’、‘清賊’之言，盈篇溢紙。檀香山《新中國報》亦然。《新民報》之含蓄亦甚矣。樹園，吾黨中最長者，然其惡滿洲之心更熱，《新民報》中《捫虱談虎》一門及《人肉樓》等篇，樹園筆也，同門之人皆趨此。夫樹園、君勉，豈肯背師之人哉？然皆若此，實則受先生救國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於今日時勢，實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說，聯邦政治理論的提出，在梁啟超一方面是基於戊戌後對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為為領袖的保皇黨人在政治理念上已嚴重分化，激進如徐、歐者，雖不願背棄師說，但迫於形勢，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國方略。由此看來，保皇黨人並不存在著全體一致同意的聯邦制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