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換個角度看問題（第4/15頁）

利用朝鮮亡國機會推動朝廷重啟政治改革的，不僅有朝廷內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種勢力。原本鑒於東北亞政治危機而發動的國會請願運動，也在這個時候大張旗鼓加緊進行。10月9日，國會請願代表孫洪伊等至資政院遞交速開國會請願書，理由也是“日本遂吞並朝鮮，扼我吭而拊我背”（《東方雜志》宣統二年第十一期《中國大事記》），今中國不迅速實行憲政，決不足以拯救危亡。

朝野各界呼聲日高，在這種情形下，朝廷廣納善言，於1910年11月4日宣布將九年預備立憲縮短為五年，並先組織責任內閣。

誰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實際上啟動了大清王朝終結的多米諾骨牌。半年後，責任內閣出台，引發政治動蕩；再半年，湖北新軍發難；再過幾個月，延續兩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進入歷史。

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終結，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鮮亡國，再到大清終結，總覺得其間有一條剪不斷理還亂的線。

回望甲午：經驗與教訓

甲午戰爭的失敗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後世中國在檢討這一事件時總是歸因於日本人在東學黨起義爆發後對中國的誘導，以為中國政府沒有看清日本人的陰謀，輕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議向朝鮮派兵。這個檢討其實還有很大的再檢討空間，因為中日雙方的政策走向並不因對方的一個建議而發生根本逆轉。

1894年6月6日，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兩千淮軍精銳登陸朝鮮，準備參與鎮壓東學黨。

中國軍隊的動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興趣，或許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結果。日本政府獲知這一消息後立即進行戰爭動員，成立戰時大本營，日皇睦仁親任統帥，日軍參謀總長有棲川熾仁親王為幕僚長，陸軍中將川上操六為陸軍參謀，海軍中將中牟田倉之助為海軍參謀。日本立即進入戰爭狀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訓令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視情況許可施行“適當的臨機處分”，顯然是讓大鳥圭介尋釁鬧事，尋找戰爭的理由。

日本的動向立即引起了中國方面高度關切。6月7日，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務省，表示中國政府依據朝鮮政府書面請求出兵，依據十年前天津專條約定，派兵應先行文照知。汪鳳藻在照會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護屬邦舊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接受了這份照會，但對照會中“屬邦”之說很不以為然。汪鳳藻與陸奧“大費辯論”。稍後收到李鴻章的電報指示，以為“我朝保護屬邦舊例，前事歷歷可證，天下各國皆知。日本即不認朝鮮為中屬，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亂其例，固不問日人之認否”。憑著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

由於日本是執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決雌雄，因而對中國方面的任何解釋都不願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鮮派遣七百名軍事人員。中國駐朝鮮最高負責人袁世凱即設法查詢，日本方面解釋說此舉只是為了保護日本使館和僑民。中國政府對此答復日本政府說，日本此舉只為保護公使館、領事館和商民，暫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適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內地。

日本政府已有足夠準備，當然不會聽從中國政府的勸告。6月10日，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統兵抵達仁川，不顧朝鮮方面反對，強行進入首都漢城。

針對日本人的挑釁，袁世凱強硬以對。立即請求駐紮在仁川海面的濟遠艦管帶方伯謙率部進入漢城與日本人對抗。

對於袁世凱的決定，李鴻章似乎並不太滿意，他在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指示袁世凱：漢城平安無事而日本人不聽勸阻執意妄為，各國公使當有公論，我宜處以鎮靜，若各調兵作聲勢，徒自擾也。

李鴻章不希望因朝鮮問題與日本發生沖突，但日本人並沒有善意理解中國的立場。日本在隨後不斷向朝鮮調兵遣將，各國使節似乎也對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鳥圭介找袁世凱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經年過六旬，豈有惹是生非的動機？他表示將阻止日本政府繼續向朝鮮派兵，同時希望袁世凱也能阻止中國繼續用兵。

大鳥的態度影響了袁世凱和李鴻章，李鴻章指示袁世凱，既然大鳥願意將已到漢城的日軍暫駐即撤，那麽我們也就不必加派軍隊，葉志超、聶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鮮節外生枝，假如東學黨人已經被驅散，我軍當陸續回撤，以免朝鮮疑怨，日本借口，繼續向朝鮮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