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換個角度看問題（第2/15頁）

他們的理由非常簡單，中英訂約通商了，戰爭遠去了，“值百抽五”的稅率讓中國不費勁坐地收獲，中國有什麽理由拒絕美、法呢，為什麽一定要訴諸戰爭然後才同意議和呢？更何況，我們不將給英國人的貿易優惠讓渡給美國人和法國人，我們有什麽把握防止美國人、法國人冒充英國人來與中國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國人、法國人都靠著英國人做生意，他們勢必團結一致對付中國，那樣的話，中國必將面對一個整齊劃一的對手，沒有辦法像過去那樣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國將貿易好處分賞給各國，各國必將感激中國。中國就有機會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維護自己的利益。

處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時期，又因為中國那時對國際公法、國際貿易體制、規則並不理解，穆彰阿、伊裏布、耆英、黃恩彤等人的建議與決策確實問題多多，中國也確實因他們先後簽訂的那些協議喪失了不少經濟利益，喪失了一些主權甚至尊嚴。但是，應該肯定的是，作為近代中國最早一批與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們的貢獻和失誤，其實都是那個大變動時代的一筆精神財富，值得珍視，不必總是以後見之明去指責他們媚外、賣國，更不能簡單將那些早期條約一律視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話，那也是因為時代，因為無知，因為我們中國那時還遠遠沒有現代意識，遠遠不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原載於《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轉載，改題為《鴉片戰爭後的中外合約》。）

大清終結的朝鮮因素

2013年初，朝鮮不顧中國政府強烈反對，悍然進行第三次核試驗，激起中國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對，六十多年來由中國領導人小心翼翼維護的中朝友誼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聲音獲得釋放，甚至有放棄朝鮮，任其自生自滅的呼聲出現。

作為中國近鄰，和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大致相似的國家，假如朝鮮有一天結束了，比如被韓國統一了，或者被美國，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聯合國軍”侵入了，終結了，究竟會對中國發生怎樣的影響？我們當然無法完全準確預測未來，但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正是因為朝鮮被吞並，方才引發中國政治的多米諾骨牌。大清王朝的終結，即便不能說是朝鮮亡國的直接刺激，但朝鮮亡國和大清終結之間所蘊含的因果關聯，還是清晰可見。

在慈禧太後晚年，中國終於在經歷了甲午戰爭、義和團戰爭、日俄戰爭十年風風雨雨之後，踏上政治變革不歸路。日俄戰爭還沒有結束，清政府就追隨俄國開放政治，實行變革，改良開始與革命賽跑。

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對世界大變局也開始新的覺醒，放棄山頭，放棄門戶，匯集在日俄戰爭戰勝國日本，朝聖般那樣虔誠向日本取經，集思廣益，團結一致，共舉孫中山為總理，共創中國同盟會，加快了中國革命進程。

也是在這一年，清廷決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較欣然接受憲政改革的建議，選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第二年，慈禧太後、光緒帝主導的憲政運動如火如荼在中華大地全面鋪開。積貧積弱的中國終於找到了政治上的辦法，也終於迎來了新的機會與希望，中國民眾自發慶祝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據記載，在預備立憲之前還不曾有過。

短短兩年，中國的政治改革進展迅猛，九年立憲清單不僅發布，而且逐年落實，逐年檢查，如果不發生意外，中國再有幾年時間，最多也就是後來民國五年前後，一個類似於日本、英國的君主立憲體制必將誕生，古老的中國必將邁出重要一步。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1908年，當《欽定憲法大綱》發布不久，光緒帝、慈禧太後兩位當家人在不到一天時間裏相繼死亡，一個強勢的領導班底讓位於一個比較弱勢的組合——年輕的攝政王與光緒帝的遺孀隆裕太後。

弱勢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決斷和執行力，在隨後兩年間，中國的政治改革表面上還在進行，其實已經漸漸脫離了既定軌道，攝政王—隆裕太後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漸漸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漸漸成為熱心中國政治變革那些人的共同認識。

僵硬的體制很難從內部打破，日子還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統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陽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樣燦爛；被統治者，尤其是那些憂心憂國的知識人則熱切渴望不論內外都應該或者說為什麽不鬧出點大事？他們堅信，不論內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機會，有機會就會有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