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議 禮（第4/5頁）
議禮一案，尚不以此為止。興獻皇帝更以稱宗祔廟為終極，而凡附和大禮者，皆可挾為顛倒是非報復恩怨之用，其事不勝列舉。其中尤以李福達之獄為甚，敘其大略，可見當時朝局。其事蓋即在嘉靖六年，正重修《大禮全書》之日，崞縣人李福達，坐彌勒教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為清軍禦史所勾，再戍山丹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結邵進祿等起事。事覺，進祿被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挾重貲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幹武定侯郭勛，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巡按禦史馬錄，錄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為移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覆如錄奏。詔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問。會給事禦史部屬等數十人交章劾勛，謂罪當連坐，尤以刑部主事唐樞為辨晰。勛再自訴，以議禮觸眾怒為言。帝心動。勛復乞璁、萼為援，璁、萼以廷臣攻己，亦欲借是泄憤，乃合謀騰蜚語曰：“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人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愈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刑部尚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錄、潮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玨、金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時璋、玨已遷都禦史，璋巡撫寧夏，玨巡撫甘肅，皆下獄。廷訊乃反前獄，抵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萼署刑部，璁署都察院，獻夫署大理寺，覆讞之。乃盡下尚書頤壽等三法司堂上官十人於獄，嚴刑推問，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等有書慰問。帝責詠，詠致仕去。都禦史張仲賢以下，凡曾慰問錄者亦皆下獄。萼等上言：“請大奮幹斷，以彰國法。”帝納其言，並下劾勛諸臣獄。會訊時，太仆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再鞫？”偵者告萼以聞，亦逮問。萼等遂肆榜掠，錄不勝刑，自誣故人人罪。璁、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構成冤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謫戍邊衛者四人，為民者十一人，革職閑住者十七人，其它下巡按逮問者五人，讞未定前先已得譴者六人，錄以故人人死未決，當徙。帝必欲置重辟，獻夫曰：“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楊一清復力爭，乃減死永戍煙瘴地，緣及子孫，遇赦不宥。薛良抵死，眾證皆戍，張寅還職，璁、萼等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錄中備載各疏，獨唐樞疏最得情，刪去不載。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蔡伯貫就擒，自言：“學妖術於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李午之孫，其父曰大禮，世習白蓮教，結眾謀起事。與《大獄錄》姓名無異。《錄》中原載福達三子，名大仁、大義、大禮也。由是福達獄始明，而馬錄早死戍所矣。李同伏誅。是年世宗崩，穆宗即位，禦史龐尚鵬據李同之獄，乞追奪勛等官爵，優恤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氣，以前得罪之卿貳大臣尚有因事起用者，台諫曹郎，終嘉靖之世，無一人召復。隆慶初，皆復職贈官，馬錄首贈太仆少卿。嘉靖十六年，皇子生肆赦，諸謫戍者已釋還，惟錄不赦。
詳《明史·唐樞傳》所載樞言李福達獄之疏。福達實名伏答，犯法戍山舟衛時，案牘中名福達，遂系軍籍。逃還，更名午，為清軍禦史所勾，再戍山舟衛。復逃以後，更姓名曰張寅。原問官山西按察使李玨，因見仇控福達之薛良不似良善，而福達身原有龍虎形之朱砂字，今張寅之身已無之；又見五台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其實寅父子附籍，乃始於嘉靖元年，非以前所固有。又因軍籍福達為崞縣左廂都人，崞縣左廂都戶籍無李福達李午名，惟城坊有李伏答。蓋坊與廂本無界限，其貫址實在城坊，名字則書寫兩歧，遂於初牒舉其可疑。經馬錄集諸供證，判明張寅之實為福達，而以涉及郭勛，遂為璁、萼所假手以興大獄，於議禮案中添一冤濫慘酷之禍。錄樞原疏，以詳曲折：
疏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諛者溷其說，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玨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崞、洛證佐皆仇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其意何為？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秘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故陜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據此釋第一疑。是左右用事之璁、萼等直謂即是福達，亦未可罪以謀反而殺之。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發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杜文柱，是其姻識之矣；質證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山、陜道路之人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此釋貌有相似之疑。貌縱極似，不能得如許人皆識為其本身。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之即福達，即李午，實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況福達蹤跡謫密，黠慧過人，人成墮其術中，非良狡獪，亦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樸厚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玨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李福達無龍虎形朱砂字，又見五台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福達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台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為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於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為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也？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朱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眾，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之，此句當作又形貌似衣冠中人。原文不明了，故《三編》刪此句，《明通鑒》亦因之。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為妖賊余黨，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鞫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仇，必言所仇何事。若曰薛良，仇也，則一切證佐非仇也；曰韓良相、戚廣，仇也，即高尚節、屈孔、石文舉非仇也；曰魏泰、劉永振，仇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仇也；曰山、陜人，仇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仇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群奸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