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中國國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專制的源頭（第2/22頁）

讓我們從希臘文獻中尋找一篇相似的記載進行一下對比閱讀，看看上古時代這兩個地方的政治氣氛有什麽區別。公元前12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間，希臘發生了著名的特洛伊戰爭，史詩《伊利亞特》記載了戰爭發生前希臘聯軍的一次會議。和盤庚的遷都動員會議一樣，在那次會議上，著名的阿伽門農王也做出了一項重要決定。雖然史詩不是歷史，不過我們仍然可以相信荷馬繪聲繪色的描寫為我們傳達了上古希臘人的精神風貌。他描寫會議開始時會場上的自由散漫情景說：“……於是那個會場成了一片喧嘩了。當他們坐到座位上去的時候，他們底下的大地都呻吟起來，而在這一切聲音之上，是那九個傳令官的叫喊聲，他們直著喉嚨叫大家不要吵鬧，注意聽著王爺們發言。好容易，大家都在那些長條凳上找到了座位，而且都安靜下來停止閑談了，阿伽門農王就站起身來，手裏拿著一根杖……對阿耳戈斯的隊伍演講。”

古代希臘人的會議顯然不像商代的政治會議那樣紀律嚴明。受根深蒂固的原始社會民主作風的影響，希臘人在會場上沒大沒小，隨便粗率。領導不那麽威風凜凜，部下也不那麽馴順老實。阿伽門農王的講話也不像盤庚那樣充滿霸氣，而是使用商量的口吻：“我的英勇的朋友們和達那俄斯的戰士們，我必須對你們宣布，那克洛諾斯的偉大兒子宙斯給了我一下慘重的打擊了……九個不幸的年頭已經過去。我們的船舶木料腐爛了，索具也壞了。我們的妻子和小孩坐在家裏等待著我們。而我們到這裏來進行的這樁任務始終是毫無成就。所以，現在大家都看我的樣兒吧。我的主意是，大家上了船，回到我們自己的本國去！那個街道廣闊的特洛亞城永遠不會落到我們手裏了。”

請注意，他說的是“我的主意是”，而不是“我的命令是”。兩份或許不甚精確的記載，仍能鮮明地反映出三千多年前的中國與希臘社會在權力結構、國民性格、社會生活氛圍上的巨大差異。可以說，在夏啟建立國家的時候，“原始民主”在中華大地上的遺留就已經所剩無幾。

可疑的“禪讓制”

在每一個民族的古老傳說中，人類社會都是每況愈下。據說，人類最初來到地球上時，處於黃金時代。那個時候，春天永在，大地遍布鮮花，河裏流著蜜和奶。由於人類的自作自受，世界逐漸墮落到白銀時代、青銅時代，以至於貪婪和暴虐橫行的黑鐵時代。

在夏商周三代的歷史遺跡中，我們沒有找到專制主義的發源地。如此遙遠的歷史上遊就已經被專制毒素汙染得一片烏黑，這不禁讓人汗顏並絕望：難道我們這個民族一降臨到地球上，體內就攜帶著專制基因嗎？別急，再往上翻一兩頁史書，我們就會生出希望，因為我們來到了堯舜禹時代。

堯舜禹時期無疑就是中國人記憶中的“黃金時代”。幾千年來，中國人無數次地緬懷、回想、向往那個燦爛的時代。據說，那個時候是“大同社會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團結互助，社會充滿溫暖。

更讓我們驕傲的，是那個時候的“禪讓制”。據說，堯年老時，自動讓位給德才兼備的舜；舜統治了一段時間後，又把權力轉交給深受人民愛戴的禹。《史記·五帝本紀》載：“舜剛剛二十歲的時候，就以‘孝順’聞於天下。他三十那年，堯詢問天下有無可用者，‘四嶽’都推薦舜，堯曰可。於是堯把兩個女兒嫁給舜，以觀察其在家庭內的表現，讓九個兒子與舜朝夕相處，以觀察其在社會上的行動。舜表現良好，治家有方，兩個妻子在他的帶領下都很有婦道，堯的九個兒子也和他處得很好……於是堯就讓舜領導百官，效果不錯……堯於是認識到舜之足以授天下。堯年老了，就使舜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舜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

這就是所謂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雖然由於年代久遠，記憶模糊，我們幾千年來仍對這一短暫的記憶感到溫暖。在今天的歷史教科書中，它被定義為恩格斯所說的“原始民主制”，或者說叫“軍事民主制”。“即部落聯盟的酋長和軍事首領由聯盟議事會選舉產生。”從這個定義出發，歷史學家們推定堯舜禹時期的中國社會形態是“部落聯盟”，“四嶽”推薦的過程被考證為“聯盟議事會”。於是，中國歷史被成功地歸納入“五階段論”中。根據這些記載，人們宣稱，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根中儲存著豐富的“民主”營養。

然而，如果拋開歷史教科書直接進入原始史料的比較閱讀，我們很容易發現，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讀”。就像蝙蝠不能被歸為鳥類一樣，中國的“禪讓制”與“原始民主制”完全是兩個概念。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要弄明白什麽是“原始民主制”，什麽是“部落聯盟”，什麽是“聯盟議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