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九章 平民的盛世：宋代（第3/8頁）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的身家安全，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在北宋幾次恥辱的失敗之後，趙宋王朝終於被驅離中原，南渡另立。
從北宋中期開始，亡國滅種的威脅如同烏雲一樣，一直籠罩在每一個宋人的心頭，並且終於在南宋末年變成事實。這是分析宋人性格的不可忽視的一個背景。事實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歷史時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種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後來，他們對未來的預期，就越灰色和悲觀。
這就是宋人癡迷梅花、竹子、蘭花、菊花這些幽雅冷靜意向的原因。
梅蘭竹菊在宋代以後被稱為“四君子”，成為中國文化中一種代表性的意向組合。分析這四種意向，我們會發現它們有一種共同的精神特點：梅在嚴寒中怒放，展現著嚴酷環境中的不屈；蘭獨處於幽谷之中，代表著寂寞中堅守情操；竹則未曾出土先有節，表達是士人的自制和節操；菊花傲霜而開，殘敗猶抱霜枝，象征的同樣是在逆境中的抗爭。總結起來，這四種事物所表現的，其實都是對即將到來的嚴酷環境所做的一種心理準備，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脅面前堅守氣節而進行的自我精神動員。
這是宋代士人獨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讀書人普遍意識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將摧殘中國的士人，於是士人們只好為此做精神上的準備，用梅蘭竹菊的精神來‘武裝自己’”（朱建軍語）。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與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遜，豪飲高歌，笑傲王侯，鬥雞走馬，出塞入關，挾妓交遊……身上充滿了充沛的活力和無憂無慮的樂觀。他們是青春、自由和歡樂的。
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戰馬，去尋找自己的理想。國家和個人的命運時刻處於威脅之中，他們所能做的，卻只有老老實實寒窗苦讀，在案牘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著對人生茫然無著。連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緒滿懷的。唐代“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崔顥），宋代少年卻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淡淡憂傷中得到心理的滿足。
亡國滅種的威脅，是理學興起的直接原因。
在死亡面前，宋代士人不自覺地開始思索生命的意義，開始到超越生死的佛教禪宗之中去尋找精神力量。外在的環境是如此動蕩不安，他們只能依靠內心的強大去適用錨定自己的命運。在宋朝以前，中國人並不壓制自己的欲望，活得健康而自然。而宋代開始，不會騎馬的士人們不能比賽疆場殺賊，只能比賽誰更能“殺心中賊”，也就是誰更能“克人欲，存天理”：他們必須磨礪自己的意志力，才能保證自己在任何逆境面前都能生存下去。
心理學家朱建軍說，理學的興起，其實是基於一種心理誤區：“宋代中國人沒有了自信，因此他們靠守節來獲取安全感。在他內心中隱隱約約以為，只要他用強意志力謹守一些細微的行為準則，災難好像就不會降臨於他。這迷信的想法使他盡心竭力地堅守一些也許本來是很無謂的行為準則。”這種心理誤區使中國知識分子從宋代開始都染上了“強迫性人格”，都成了完美主義者。他們給自己提出的標準非常高而不切實際，要求自己必須成為“聖人”，不允許自己犯哪怕最微小的錯誤。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獲得真正的心理安全。這就是宋明理學的誕生背景。
男人們缺乏自信，婦女的命運因此遭遇一百八十度的大轉折。宋代男人在女人面前則嚴重缺乏安全感，文弱的宋代男人怕女人比他們健康，怕她們紅杏出墻，怕她們去尋找比自己性能力更強的男人。因此從宋代開始，男人開始了處女嗜好，三寸金蓮普及，致力於把女人如同粽子一樣用禮教和衣服重重包裹起來，要她們三從四德、站不依門，要她們性格怯弱，弱不禁風。因此唐代女裝以寬大為尚，而宋代則以窄小為美。窄瘦貼身、交領深掩的窄袖衣是宋代流行的女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