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九章 平民的盛世：宋代（第4/8頁）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宋代男人宣稱，女性的貞節是關乎國家前途的大事。如果女人們不守貞節，那麽國家的道德就會崩潰，會招致亡國滅種的危機。一個女人在買肉的時候，被屠夫碰了一下胳膊，她就得毅然砍斷這只胳膊，因為它被男人碰過了，是“不潔的”。這就是理學家宣稱的“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從心理學角度來說，“缺少安全感的人，都善於推卸責任”。宋代男人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把亡國滅種的責任轉嫁到了女人身上，通過盯著女性守貞潔，緩解自己的心理壓力：“通過貶低和侮辱失節的女性，男人也可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愉快。”（朱建軍語）梅蘭竹菊這四個節操的象征物，也越來越多的被男人用做女性的名字。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暗示。

第二節平民社會的崛起

在宋代以前，雖然中國人經常抱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事實是確實貴族“有種”。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場立功，一個人很難突破玻璃天花板，從底層社會爬到上層社會。而到了宋代，這一切變了。下層社會中的人也可以通過個人奮鬥，在短時期內改變自己的命運，即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層，“驟得富貴”。

除了從武勇變得文弱，宋以前的中國和宋以後的中國還有另一個不同，那就是從“貴族一士族”社會，變成了平民社會。

在宋代以前，貴賤之分嚴明，高門大戶往往能傳遞幾百年，底層百姓也永遠安於被剝削的命運。而從宋代開始，這一定勢被打破了。“貧富無定勢，富兒更替做。”富家大族的傳遞變得極為困難，更為常見的情況是“富不過三代”“朝廷無世臣，無百年之家”。這種情況下，階層之間不再有明顯界限。鄭樵說：“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下層文化和上層文化開始融合，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境界。

這一切發生的第一個原因，是從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戰亂，使得整個社會天翻地覆，那些從漢代傳到唐代的相沿幾百年的世家大族在這個空前的亂世中，終於被毀滅了。特別是五代的極度混亂，如同一個炒鍋一樣，將社會各個階層顛簸出原來的軌道，上下顛倒，貧富易位。無數個積累了幾百年建起的藏書樓被一把火燒掉，相守了無數世代的大家族分崩離析，原來養尊處優的士族們或死或逃或成為乞丐奴仆，士族階層連同他們創造的士族文化在整體上被毀滅了，社會成了一鍋原子粥。

第二個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舉制的成熟。

隋煬帝創建進士科，標志著門閥士族制度的瓦解。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雖然科舉發明於隋，實行於唐，但科舉在隋唐兩代都沒能成為入仕的最主要途徑。隋唐為了保證當朝權貴和高官子弟的特權而創立了門蔭制度，就是說高官和貴族及五品以上官員子孫，都可以根據他們父祖的身份，直接授以不同的品階。況且隋唐兩代教育並不普及，只有上層社會才能獲得較好的教育環境，因此中舉者基本上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上還是一個半世襲的士族社會。

而到了宋代，科舉制才真正成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們的制度設計，是使全社會通過文字而不是刀槍進行競爭。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將其他功名利祿之途關閉，只留下科舉這一扇門。趙匡胤和他的弟弟對科舉制度進行了全方位的升級。他們不僅廢除了唐代由當朝顯貴公薦舉人的慣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舉考試的門第限制，讓所有人都能走進考場。在宋代，只要不是殘疾之人，皆可應舉，甚至以屠牛為業者，也能赴試。對於那些拿不起路費的窮人家孩子，國家還給他們應試補貼，“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公家”。（《燕翼貽謀錄》卷一）因此宋代科舉錄取人數大大增長。唐代進士平均每年錄取不過二三十人，宋代翻了十倍，平均每年二百多人。太宗在位二十一年，由科舉為官者近萬人。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僅進士出身的官員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可以說，宋代政府是一個權力開放型的政府，每個智力正常的男人都有可能通過筆頭子為自己博取一個官位。

在唐代稱一時名宰者二十三人中，絕大多數出身士族。而北宋的七十一名宰相中，除趙普等四人為開國功臣任宰相外，只有三人不由科舉而任宰相，其他六十四名均為進士或制科出身。所以宋人不再喜歡象征貴族的牡丹，而是欣賞起代表平民的樸實的棗花。王溥的《詠牡丹》詩，辭句淺白而寓意鮮明：“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鬥大，不成一事又空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