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各方反應（第4/6頁）

其實，曾國藩之前主持平定太平天國時，就曾在日記中相繼記載了其處理洋務時的主張：“此前英法聯軍進入北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眼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幫助我大清王朝攻打太平軍和撚軍。二者皆有德於我。中國不宜忘其大德而計較小怨。”在他看來，英法聯軍打入北京燒殺搶掠，僅僅因為沒有推翻清廷，就是大德。而一系列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不過是小怨而已。

在這樣的思想原則指導下，曾國藩與外國人打交道時腰杆子就沒直過，天津教案只不過是他主張的一個小小體現而已。不幸的是，國人終於在這次教案中看清了他的嘴臉，他本人靠平定太平天國積累起來的聲名，最終在這次教案中毀於一旦。

更令曾國藩憂心的是，天津教案其實是因謠言和起哄產生的暴力沖突，之所以鬧得一發不可收拾，是因為有直隸提督陳國瑞在其中挑撥離間、造謠生事，因而這件事還不僅僅是中國與法國之間的外交糾紛這麽簡單。陳國瑞當時正受醇親王奕譞（道光皇帝第七子，光緒皇帝生父，福晉為慈禧親妹）寵信，風頭極勁。台灣著名史學家吳相湘（湖南常德人，於2007年病逝於美國，享年九十五歲）在其著作《晚清宮廷實紀》中指出：天津教案實為醇親王奕譞指使與曾國藩素有積怨的陳國瑞所為。自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為撚軍殺死後，八旗子弟自動集中在醇親王周圍，意圖恢復昔日八旗勁師雄風，與湘軍、淮軍抗衡。醇親王甚至還與僧格林沁的兒子布顏納謨詁結成了兒女親家。醇親王策劃天津教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擊曾國藩（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須常駐天津辦理洋務）。而醇親王背後的支持者，自然就是他的妻姐慈禧太後。

陳國瑞，湖北應城人。少年時曾被太平軍擄為童子軍，後改投湘軍將領黃開榜，被黃收為義子，因驍勇善戰、性嗜殺，成為轟動一時的勇將。陳國瑞有一句名言說：“戰要戰得穩，追要追得狠，退要退得緊。”後加入僧格林沁部，極得信任，與僧王情若父子。僧格林沁被撚軍殺死後，身負重傷的陳國瑞本已僥幸逃脫，聞訊後又冒死潛回，找到僧格林沁的屍體背上，晝伏夜行，七天後才回到軍營，在當時傳為佳話，因而“僧戰死，從將多獲罪，國瑞以驍勇獨留軍”（吳相湘：《近代名人小傳》）。不過陳國瑞為人桀驁不馴，喜鴉片，好美色，加上自恃功高，自僧格林沁外，罕聽節制，且不約束部下，時常與友軍爭奪軍餉槍械，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多有沖突，因而總被這些重臣刻意壓制。後來他出錢助修黃鶴樓，擬一對聯道：“黃鶴飛來復飛去，白雲可殺不可留。”時人均不解“白雲”之意。陳國瑞自己解釋說：“君未讀唐詩乎？‘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浮雲比安祿山，非其可殺者乎？”（清王之春：《椒生隨筆》）有一種說法，陳國瑞筆下的“白雲”即是指曾國藩，以致一度傳出他酒後持劍追殺曾國藩的故事。事見清人吳光耀所著《華峰庚戌文鈔》。吳光耀為湖北人，與陳國瑞同鄉，曾在四川為官。《華峰庚戌文鈔》主要是記載同治、光緒年間名將軼事，對曾國藩等湘人多有責言，而為鄂人鳴不平。

就在同治八年（1869）的七月，也就是刺馬案發生整整一年前，慈禧太後親信太監安德海奉差出京，到處招搖滋事，被山東巡撫丁寶楨逮捕後就地正法。這件事，毫無疑問是朝中另一主事者恭親王奕訢針對慈禧太後所為。安德海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昭顯了慈禧太後在朝中的孤立。自那以後，這位秀女出身的太後開始全力扶持自己的妹夫醇親王奕譞，意在與恭親王奕訢和漢人重臣抗衡。有了慈禧太後的庇護，醇親王為所欲為；有了醇親王的支持，陳國瑞也敢在直隸境內興風作浪。後來法國人查清天津教案跟陳國瑞有關後，要求曾國藩交出陳國瑞，態度堅決而強硬。而曾國藩明明痛恨陳國瑞這種人，卻因為深知其背後有人，不敢得罪不說，反過來還要在洋人面前全力斡旋維護，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正因為天津教案有著種種錯綜復雜的背景，從一開始，曾國藩就知道這案子不但是針對他，還要他本人來背這個黑鍋。內外交困下，如同多年前戰敗於太平天國、幾欲投水自殺時一樣，曾國藩再一次有了強烈的挫敗感，沮喪地說：“內疚神明，外慚清議。”據說正好到了“耳順之年”的他已經做好了死的準備，甚至催促兒子趕緊為自己準備棺材。而在天津教案後不久就發生了刺馬案，這顯然不是巧合，二案即使沒有直接聯系，也必然有連帶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