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各方反應（第3/6頁）

慈禧太後派人抄肅順的家時，發現了一個大箱子，裏面裝的是全國各地官員與肅順的往來書信，各省督、撫、將軍、都統等地方政要無不在其中，卻偏偏沒有曾國藩的。之前肅順當權時，幕府中有著名的“湖南六子”，其中的王闿運更是與曾國藩交情匪淺。而肅順“平日與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曾國藩）之識量”。這樣一個被肅順經常掛在嘴邊的人，卻沒有一封往來的書信，這是相當可驚可怖的，若非深謀遠慮、心機深沉之人，絕難做到。雖然曾國藩由此擺脫了與肅順的黨朋瓜葛嫌疑，但其心計與遠見，無疑更讓慈禧太後耿耿於懷、坐立不安。後來慈禧太後調曾國藩到直隸、派馬新貽到兩江，表現得迫不及待，就是不安的明證。

除此之外，清朝自立國以來，便嚴格防止漢人掌握實權。後來雖然不得已重用曾國藩等漢人官員，清朝顯貴心底深處卻依舊是漢人只可利用、不可重用，只可使用、不可信用的觀點。尤其是對坐大一方的曾國藩，其人有野心獨步天下的謠言不絕於耳，怎麽能令慈禧太後睡得安穩？正因為她費盡了心機，好不容易才將曾國藩這條潛龍從兩江的深海中撈出，擱置到了直隸的淺灘上，但現在又要重新放龍入深海，這又是什麽道理？

馬新貽遇刺的消息傳到北京時，慈禧太後剛剛喪母，正處於悲痛之中，身體也不是很好，政事由恭親王奕訢處理。奕訢與慈禧當時正處在面和心不和的時期，他也知道馬新貽是慈禧心腹，負有追查太平天國寶藏的秘密使命，因而不敢多說馬新貽一案，只是提議讓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

慈禧太後姓葉赫那拉氏，小名蘭兒，最初以秀女身份入選進宮。她父親長年在南方為官，那拉氏自幼隨父親生長在南方，擅長唱南方小曲，由此得到鹹豐皇帝寵幸。鹹豐五年（1855），時為懿嬪的那拉氏“遇喜”（即懷孕），鹹豐皇帝欣喜若狂，破例下旨允許那拉氏之母入宮。那拉氏之母入宮照看孕中之女開了清代宮廷先例，後來更被寫進《欽定宮中現行則例》中《遇喜》一條：“內庭位有生母者，許進內照顧。”

以奕訢的才幹和眼光，自然一眼就看出了事情的關鍵——他知道被裁湘軍流落在兩江，多有不法之事，而馬新貽赴任兩江後認真辦事，得罪了一大批湘系的人。馬新貽之遇刺，湘軍決計脫不了幹系。以兩江眼下的局面，只有曾國藩回任，才能鎮撫得住。

當時曾國藩正在天津處理教案，對洋人卑躬屈膝，殺害中國無辜良民取媚外國，身敗名裂，被國人稱為“賣國賊”，已經到了千夫所指、眾口唾罵的地步。就連一向以出了曾國藩為傲的湖南同鄉也將京師虎坊橋長郡會館、教子胡同湖南會館等處由曾國藩所題的匾額砸爛焚毀，把凡有“曾國藩”之名者盡數刮掉，以此來表示對其人賣國的鄙夷和唾棄。

自鹹豐十年（1860）《北京條約》簽訂後，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在天津望海樓設立了教堂。這種靠侵略強行進入的外來事物，在很長時間內都為有良知的中國人所抵制。尤其是教堂長期以來不斷強占民田，拐騙人口，聲名很差，更加引發了民眾的怨恨。同治九年（1870）五月，設置在教堂附近的育嬰堂突然離奇死了三四十名嬰孩，教堂偷偷外運屍體時被民眾發現，引發了軒然大波。與此同時，天津不斷有用迷藥拐騙幼童的事情發生，傳說與教堂有關。五月二十一日，拐騙犯武蘭珍在用下有迷藥的紅薯糖誘騙幼童時，被民眾當場抓獲。武蘭珍被扭送到天津知府衙門，知府張光藻本不想問案，但見民眾群情激奮，不敢不接，只好當眾訊問武蘭珍及一幹證人。武蘭珍供出了迷藥來自天主教民王三，所拐騙的幼童均交給了育嬰堂，王三付給報酬洋銀五元。又有親眼看見死嬰屍體的證人說屍體胸膛盡開，心肝俱無，眼珠也被挖去。張光藻懷疑有人借機煽動民心，造謠鬧事，但還是同意去找洋人對證。隨後，天津知府張光藻與天津道周家勛聯名向法國育嬰堂發出照會，讓他們交出罪犯王三，但是遭到了拒絕。五月二十三日，張光藻、周家勛帶著武蘭珍和人證來到育嬰堂對質。結果，育嬰堂裏沒有王三這個人，武蘭珍在法國傳教士及教民的指責下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張光藻和周家勛只好當場向法國人賠禮道歉，訕訕而退。官府退走後，民眾依舊憤憤不平，與教士發生了口角，繼而演變成互毆。法國領事館離教堂不遠，領事豐大業（Victor Fontanier Henri）聞訊後勃然大怒，立即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鎮壓。崇厚不願意事態擴大，裝模作樣地派了幾名官弁應付了事。豐大業十分不滿，帶著秘書西蒙（Simon）闖入崇厚的衙門，向崇厚開槍恫嚇，幸好沒有射中。回去的路上，豐大業剛好遇上聞訊趕來的天津知縣劉傑一行。暴怒下的豐大業二話不說，拔槍就射，結果打死了劉傑的隨從高升。周圍的民眾怒不可遏，一擁而上，當場將豐大業及西蒙打死，接著鳴鑼聚眾，焚毀法國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先後打死二十名外國人。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發生後，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國聯銜向清廷提出抗議，並調集軍艦到天津、煙台一帶，進行戰爭威脅。清廷先是派直隸總督曾國藩赴天津“查辦”，又改派李鴻章會同辦理。曾國藩、李鴻章判處中國民眾二十人死刑，緩刑四人，二十五人充軍，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也被革職遣戍，向外國賠款白銀四十九萬兩，並派崇厚為欽差大臣赴法國賠禮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