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兩江總督（第4/8頁）

然而，形勢變化遠比人想象的要快。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七日，曾國藩接到諭旨：“曾國藩著調補直隸總督，兩江總督著馬新貽調補。”直隸總督和兩江總督各自關系北南大局，且直隸總督系疆臣之首，肩負拱衛京師、就近顧問之責，排位尚在兩江總督之上，看起來曾國藩是升了，但實際上卻大有分別——兩江是曾國藩的老巢，如魚得水；直隸地處京畿，王宮貴族雲集，再有能耐的大臣到此，也是龍遊淺灘。

正因為如此，曾國藩很不高興。馬新貽確有才幹，但並無殊勛，又與湘軍、淮軍毫無淵源。由資歷尚淺的馬新貽來接任位高權重的兩江總督，在精於權術和深諳官場之道的曾國藩看來，這是朝廷對他本人的有意貶低。

且看曾國藩本人在七月二十七日這一天日記中的記錄：“早飯後清理文件，習字一紙。坐見之客一次。”一切都很平靜，但接下來“接奉諭旨，余調補直隸總督，馬新貽調兩江總督”後就完全不一樣了，先是“圍棋二局”，但在這樣的大事面前，心性終究無法平靜，於是開始“與家人論南北行止事宜”，然後是“坐見之客三次。改復丁雨生、李筱泉兩信稿，約改四百字”。

丁雨生即丁日昌，時任江蘇巡撫，為曾國藩親信。李筱泉即李瀚章，李鴻章親兄長，與曾國藩同為道光十八年（1838）進士，長期為湘軍綜理糧秣、擔任後勤，其人與曾國藩之私人關系比其弟李鴻章還要更親近一層。曾國藩給這二人寫信，很有深意，但他心煩意亂下，改兩封信竟然也未能完成。

之後曾國藩“中飯後閱本日文件。周縵雲（曾國藩心腹幕僚）來久談。小睡片刻。申刻寫丁（日昌）、李（瀚章）二人信，各添二葉（頁）。酉刻課兒甥輩背文。傍夕至後園一覽。小睡良久。夜核批稿各簿畢。至紀鴻（曾國藩次子）房中，見桌有穀牌，而身在他處下棋，天分本低，又不能立志苦學，深為憂慮，悶坐良久，不能治事。二更三點睡”。

紀鴻即為曾國藩次子曾紀鴻，時年二十歲。他後來成為了一名數學家，並非曾國藩所說的“天分本低”。可見這裏曾國藩“深為憂慮”的並非次子不能“立志苦學”一事，而是即將離任兩江總督。

之後兩日，曾國藩先後與丁汝昌（字禹廷，亦作雨亭，號次章，安徽廬江人。先參加太平軍，後投降加入湘軍、淮軍，由戰功升任總兵，加提督銜，賜協勇巴圖魯勇號）、吳廷棟（字彥甫，號竹如，安徽霍山人。清道光五年拔貢，任職刑部，累官至刑部侍郎。曾國藩摯友）、魁時若、李小湖、錢子密、黎蒓齋、惠甫、何廉昉、莫子偲秘密久談，並再次在日記中提到“倦甚，不能復治事”。

自鹹豐二年（1852）離開北京後，曾國藩已經有十六年未能目睹天顏。這次調任直隸總督，他必然要入京陛見，而是福是禍，著實難以預料。盡管他刻意在日記中掩蓋心情，盡量在文字中不露痕跡，但還是表現出了忐忑不安、心力交瘁的煩躁，顯然對朝廷調他任直隸總督無法自安。

據說最初慈禧太後屬意兩江總督的人選並非馬新貽，而是時任湖廣總督的李鴻章。李鴻章為淮軍首領，曾國藩為湘軍首領，在朝廷看來，以淮制湘，未必不是一招好棋。分而治之，歷來是慈禧太後所擅長的權術。

然而，李鴻章的淮軍與曾國藩的湘軍雖然一直暗中相互競爭較勁，但二人的關系卻是錯綜復雜且藕斷絲連。李鴻章有三個原因，必須要推掉兩江總督的任命。

一是他出自曾國藩門下，素來對曾國藩有感激知遇之恩之心。當初曾國荃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多次命李鴻章率領淮軍前去會攻。李鴻章卻知道湘軍歷來私心極重，既要占破城首功，又要獨吞城內財富，他不願意為了眼前的小利益去破壞已經存在的某種秩序和關系，因此找各種借口拒命不前，有意不與曾國荃爭功。此處關節，曾國藩心知肚明，也十分感激，在給曾國荃的信中特意提到李鴻章此舉是“深知弟軍之千辛萬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

二是李鴻章非常清楚朝廷調曾國藩離開兩江是想有意壓制湘軍，但他自己一旦坐上了兩江總督的位子，難保不會步曾國藩後塵成為朝廷下一個猜忌的目標。換句話說，清廷從來就沒有真正信任過漢人大臣；

三則是李鴻章深知湘軍底細，他知道湘軍散兵遊勇在兩江多有不法之事，一旦赴任，淮軍必將與湘軍起沖突。朝廷對湘軍一向不滿，萬一處理不好還要把他自己的淮軍也搭進去。因此，他不願意去碰這個釘子。這是李鴻章的一點私心，正因為他一直對他的淮軍勢力保護得很好，在曾國藩死後的二十多年中，他在清朝廷中始終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