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兩江總督（第5/8頁）

對兩江總督的人選，李鴻章也有自己的看法，說：“湘人習氣之重，他人視為棘手，……選州必於湘人，朝廷亦深顧慮。”（李鴻章撰／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十》）此見解極為深刻，李鴻章已經料到非湘軍嫡系無法坐鎮兩江。他雖然也出自曾國藩門下，但由於另立山頭創建淮軍，早已經被排斥在湘軍嫡系圈外。

不過，李鴻章的看法是一回事，清廷的實際決策人慈禧太後的看法則是另外一回事。慈禧太後以秀女身份入宮，起初沒有任何學問見識，後來協助鹹豐皇帝批閱奏章，閱歷才逐漸增多。她利用自己為同治皇帝生母的天時地利，先後在與肅順和恭親王奕訢的爭權奪利中占盡了上風，便自以為權術手段高明，能夠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豈不知自己的才識根基仍是相當淺薄。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後與恭親王奕訢發生爭執，慈禧責備奕訢議政盡用漢人，奕訢很不以為然。慈禧太後怒氣沖沖地威脅說：“我要革了你。”奕訢毫不相讓，說：“太後革得了臣的官職，卻革不掉臣的皇子身份。”慈禧太後勃然大怒，親筆詔書責備奕訢。詔書中錯別字連篇，詞句多有不通順之處，令人瞠目結舌。這樣一個只擅長玩弄後宮陰謀的女人，當然也沒有李鴻章在兩江總督人選上的這番遠見。她只是一心想要將曾國藩這顆眼中釘調離老巢，令其不能有所作為。既然李鴻章推辭不就，慈禧太後只好另外選人。李鴻章之回避兩江總督，就直接造成了他的同科馬新貽脫穎而出的大好機會，也為日後刺馬案的發生埋下了禍根。

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七日，李鴻章也收到京信，正式得知馬新貽調任兩江總督，而曾國藩則調任直隸總督。當天，他即提筆給馬新貽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畿疆拱衛，非老成碩望不足挽回頹波；江海要沖，非盤錯大才不足坐鎮雅俗，豈唯皖士重庇福星！欣躍不可言喻。”（《李文忠公全書》）大概意思是說曾國藩老成碩望，馬新貽盤錯大才，二人分掌直隸和兩江，各得其所。以李鴻章肱股重臣的身份，如此吹捧馬新貽這樣的後起之秀，實在是很令人費解。

不過在信中，李鴻章也表示了擔心，認為“侯相恐將乞退，處斯時地，似不可行，容專緘勸駕”，意思是擔心曾國藩恐怕不會在這樣的情況下赴任直隸總督，很可能會退休。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他也認為朝廷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有貶斥之意，是典型的明升暗降的伎倆。

就在同一天，李鴻章也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大力強調直隸總督位置的重要性——“欲借老成重望拱衛神京，即備就近顧問，親政贊襄之”，顯然有寬慰曾國藩的意思。但在信末卻話鋒一轉，說：“谷山（馬新貽的字）素極謙謹，一切必守蕭規。但威望過輕，長江從此多故矣。”一句“威望過輕”，一句“從此多故”，似乎已經預料到了馬新貽日後的悲劇結局。

顯然，李鴻章給曾國藩的信才能代表他對馬新貽的真實看法，他為什麽又要玩弄兩面三刀的權術，在給馬新貽的信中肉麻地吹捧對方呢？這要從後來李鴻章請求馬新貽助淮軍軍餉的事情中去尋找答案。實際上，在曾國藩與馬新貽的兩江總督之爭中，李鴻章始終是一個坐山觀虎鬥的旁觀者。這是後話。

那麽，這個令慈禧、李鴻章等另眼相看的馬新貽，到底是什麽來頭呢？

馬新貽，字谷山，號燕門，別號鐵舫，山東菏澤人，為回教徒。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進士，跟李鴻章、郭嵩燾同榜。二十六歲的馬新貽中進士後步入仕途，沒有點翰林，也不曾補京官，榜下即用，分發到安徽當知縣，從此一直在安徽做官，歷任安徽建平、合肥等縣知縣，廬州府知府，以勤明稱。從鹹豐三年（1853）開始在安徽境內與太平軍作戰，因戰功累遷安徽藩司（布政使）。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跟隨曾國藩組建湘軍起家，號稱曾國藩的第一高參。曾國藩也將自己的第四女許配給郭嵩燾之子郭剛基，又幫助郭嵩燾進京入南書房，成為“天子近臣”。光緒三年（1877）起，郭嵩燾出任清朝駐英法公使，是中國第一位駐外外交官。抵達倫敦後，郭嵩燾應邀訪問倫敦附近的電力廠，並參觀了剛剛發明不久的電話。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電話。歐洲之旅對郭嵩燾影響很大，他開始不遺余力地向清朝廷介紹外國先進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由此引來朝中保守派的仇視，次年便被召回國。郭嵩燾將途中見聞寫成《使西紀程》，希望對清朝能有所借鑒，結果再次受到猛烈攻擊，被誣蔑為“勾結洋人”，從此閑居，再未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