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湘半城（第4/6頁）

據公開的記載，洪秀全的聖庫私藏中有一翡翠西瓜，是圓明園中流傳出來的。翡翠比篾筐還大，上有一裂縫，黑斑如子，紅質如瓤，朗潤鮮明，渾然天成，為舉世無雙的寶物，洪秀全愛若至寶，從不肯拿出來示人。結果這件寶貝後來出現在曾國荃手中，此為曾國荃搶奪聖庫之明證。

李秀成提到的聖庫肯定存在，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那麽，這座聖庫到底有多少豐藏呢？

根據太平天國“聖庫”制度的規定，凡藏金一兩或銀五兩以上不繳者，按律問斬。個人手中財產不能超過五兩銀子，其余的自然都集中到了聖庫，可想而知聖庫是如何的“金銀如海，百貨充盈”了。除了聖庫和天王府外，其他王府、將軍府也都有大量藏金。

毫無疑問，湘軍及曾國荃入天京後大發了一筆橫財。那麽，曾國荃個人到底撈了多少好處呢？

有公開的記載說：“宮保曾中堂之太夫人，於三月初由金陵回籍，護送船只，約二百數十號。”既然曾國藩一再強調“克復老巢而全無貨財”，什麽貨財都沒有，全無所得，怎麽會有如此多的護送船只呢？顯然，船上全部是金銀珠寶。曾國荃到底得了多少財物，沒有具體資料記載，當時的局面混亂，又是鼠竊狗偷，也無從統計。不少史書估計說曾氏天京一戰獲資數千萬。數千萬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今天的數十億，在當時更是非常驚人的資產。鴉片戰爭以前，清朝國庫歷年多有結余積儲。乾隆四十六年（1781）戶部存銀多達七千余萬兩，曾國荃堪與之比；嘉慶十九年（1814），戶部庫存銀為一千二百四十萬兩，曾國荃至少三倍之；到道光三十年（1850），戶部存銀大為下降，有一百八十余萬兩，曾國荃至少三十倍之；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由於軍費開支猛增，鹹豐三年（1853）時，戶部僅存銀二十二萬余兩，曾國荃至少一百五十倍之。說其富可敵國，一點都不為過。

除了曾氏兄弟外，湘軍的大小頭目也都發了大財，連軍中夥夫都腰纏萬貫。天京城中四十歲以下的女子都被搶劫一空。長江之中千船萬閘，日夜川流不息，都是運往湖南的裝滿財物和女人的船。之後的幾年，湘軍子弟搶購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議論紛紛，連恭親王奕訢（道光皇帝第六子，鹹豐帝異母弟，鹹豐、同治、光緒三朝的名王重臣）在京城聽說後都很是不滿，慈禧太後更是心中不快。

正因為太平天國的巨額財富盡數落入湘軍將領之手，曾國荃為了掩飾自己一戰暴富，才有意縱火焚燒了天王府。清廷對太平天國之貯金一直極為關心，一度下令追查。曾國藩則全力為湘軍掩飾，極力為曾國荃鳴冤，說：“吾弟所獲無幾，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老饕”為時人給曾國荃起的外號，意為貪吃、好吃。那麽，曾國荃真的冤枉嗎？

湖南人王闿運曾不無諷刺地說：“曾侯工作奏，言錢空縷。”意思是曾國荃買箋紙都要一擲千金。若非富得流油，何至於如此。王闿運本人是有名的湖南才子，與湘軍關系密切，曾多次勸曾國藩自己當皇帝，還應邀修《湘軍志》一書。以王闿運與湘軍的親密關系，他的話斷然不是空穴來風。就連曾國藩幼女“滿小姐”曾紀芬也說她九叔曾國荃“每克一城，奏一凱戰，必請假回家一次”，實際上就是請假將搶劫的財物運回老家。而運回去的金銀則被用來大肆購買田產，正因為曾國荃搶購土地到了瘋狂的地步，當地人才將他稱為“老饕”，以此來諷刺他的貪婪。

王闿運，字壬秋、壬父，號湘綺。湖南湘潭人。早年飽讀史書，文采斐然，中了舉人後多次到北京參加會試，均名落孫山。他在京城經常參加友人詩會，因才高八鬥而轟動一時。當時朝廷重臣肅順非常重視人才，其幕僚大多都是漢人。肅順經常說：“滿人除了會要錢，還會做什麽？當今國家有難，非用漢人不可。”他平時對滿族官員十分苛刻，對漢官卻非常恭敬。有人表示不滿，肅順則說：“咱們旗人都是些混蛋！瞧那些漢官，個個才思敏捷，運筆如飛，哪裏得罪得起啊。”肅順非常賞識王闿運，奉為座上賓，贈予名貴的俄羅斯貢酒，將最重要的文書都交給王闿運起草。有一次鹹豐皇帝看到肅順呈上的公文，贊賞不已。肅順如實告之：“是湖南舉人王闿運所寫。”鹹豐皇帝很是驚嘆。王闿運一時成為京城的風雲人物，與肅順幕府裏的李榕、嚴鹹、黃瀚仙、鄧彌之、鄧保合稱為“肅門六子”。鹹豐皇帝死後，慈禧太後發動政變，誅殺了肅順。時在山東的王闿運聽到消息後，十分悲痛，賦詩道：“當時意氣備無倫，顧我曾為丞相賓。俄羅酒味猶在口，幾回夢哭春華新。”並且不顧被株連的風險，暗中周濟肅順的家人。王闿運一生都視肅順為知己，直到晚年與人聊起肅順時，還大聲說：“人詆逆臣，我自府主！”淚水涔涔而下。肅順倒後，王闿運改投曾國藩門下。不過他為人狂狷諧謔，大膽妄為，與謹小慎微的曾國藩完全不是一路人，加上不願意屈尊成為曾國藩的幕僚，一直只是以清客的身份交往，很快就因為被冷落而離開。太平天國失敗後，曾國藩想要以修志來紀念表彰湘軍的“功績”，這時候，他想到了學富五車又很熟悉湘軍的王闿運，便派長子曾紀澤出面，請王闿運修《湘軍志》。王闿運倒是很幹脆，一口就答應了下來。兩年後，一部十一萬字的《湘軍志》擺在了曾國藩面前。曾國藩看後瞠目結舌，原來書中除了褒揚湘軍的戰績外，還詳盡地記述了湘軍初期曾屢戰屢敗的真實狀況，其中包括他本人兵敗欲自殺的狼狽，曾國荃破天京後燒殺淫掠的醜行，以及湘軍將領的腐敗、內部錯綜復雜的矛盾等等。這樣一本書，自然在湘軍將領中引起了軒然大波。曾國荃大罵道：“虧得王闿運還是熟人，怎麽這樣胡說八道？”甚至一度想要殺掉王闿運。最後還是曾國荃逼迫王闿運交出了《湘軍志》原版，銷毀了事，但《湘軍志》已經流傳開來。曾國荃又另請幕僚王定安撰寫《湘軍記》，試圖消除《湘軍志》的影響。但《湘軍記》無論是真實性還是文筆都很難和《湘軍志》相比，後世有學者稱《湘軍志》“文筆高朗，為我國近千年來雜史中第一聲色文學”。清朝滅亡後，王闿運堅決不剃辮子，成了一名著名的遺老。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後，圖謀復辟，見到王闿運名望很高，便聘他擔任國史館長兼總統顧問。王闿運站在清朝遺老的立場，在國史館的大門上貼了副門聯：“民尤是也，國尤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聯中暗藏“民國”、“總統”，關聯時局，諷刺辛辣。不久，袁世凱復辟潮中，王闿運托詞離任，後病死於家鄉。王闿運一生仕途坎坷，確如他寫給自己的挽聯：“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兒述詩禮；縱橫計不就，空余高詠滿江山。”但其在教育事業上頗有成就，有弟子數千，其中著名的有楊度、夏壽田、廖平、楊銳、劉光第、齊白石、張晃、楊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