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5/9頁）

然而，關於中國內戰這段歷史的研究，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勢，似乎所有人都願意走更多的彎路。當然，說“所有人”都在走彎路是一種誇張。事實上，人們對中國的對外政策、中美關系，以及冷戰外交策略的強調就像一根連續的線條，一直沒有中斷。從20世紀40年代到後冷戰時代，上述問題一直是我們關注的焦點。[9]但是，決定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關鍵階段的重要事件卻被人們忽略了。西方學者似乎在盡力繞開這些重要事件，他們好像是想要避開軍事和政治話題，這些議題似乎已經被它們自身背負的重量壓垮了。

於是，似乎可以確定的是，在過去的20年裏，只出版了一部關於上述議題的新的著作——約瑟芬·伊克（Joseph Yick）的《中國的城市革命》。[10]另一本或許也能歸於此類的著作與國共兩黨的沖突沒有直接關聯，它主要是介紹1947年2月28日在台灣發生的反對國民黨的暴動。[11]史蒂文·萊文（Steven Levine）的《勝利的鐵砧》是1978年之後出版的唯一一部完全從政治的角度描述20世紀40年代後期中國內戰的著作。實際上，萊文在該書出版前10年就開始研究這一課題，而他產生這一想法的時間還要更早。[12]易勞逸（Lloyd Eastman）的《毀滅的種子》也對政治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討，這本書在時間上跨越了作為抗日戰爭和內戰分界的1945年。還有一本從軍事角度介紹中國內戰的普及性著作，該書的時間也不完全限於1945—1949年。[13]此外，如果以1945年為界，分別以這一點之前和之後的中國內戰作為研究對象的文章和著作的數量是大致相當的。

正是這一時期的大規模戰爭和政治上與此相呼應的鬥爭造成了中國20世紀歷史上一次最為巨大的變化，而關於這段歷史的著作居然如此之少，實在是令人驚訝。然而，造成這一學術空白的並不是什麽新的原因，人們很容易找到它。對於過去的幾代人來說，他們彼此間尖銳對立的觀點極大地阻礙了任何從軍事層面研究這段歷史的努力。意識形態、組織和戰爭都是“保守的”主題，尋找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實際是在大膽地挑戰我們保守的前輩學者。我們想在別處尋找共產黨最終獲勝的解釋，讓人吃驚的是，我們的確在其他地方找到了解釋——這些“地方”包括，社會歷史、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或其他形式的經濟學）、生態人類學，以及革命運動發展的一般政治進程。

然而，幾乎所有人的研究仍被同一個目標所驅動，即共產主義怎樣以及為什麽能在1949年的中國取得勝利。人們與傳統的保守主義觀點的徹底決裂以及克服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並不是發生在自由左翼思想活躍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而是在稍遲一些時候。在某種意義上，手段已經變成了目的，對這段歷史的研究也變得比最初設立的目標更有意義了。這一變化是在20世紀80年代逐步完成的，後毛澤東時代中國自身的變革造成的累積影響也鞏固了這一變化。[14]隨後，所有潛在的支持和挑戰都隨著1991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而消失了，在全世界範圍內突然爆發的大規模的政治調整讓人們徹底忽略了共產主義為何能在中國成功這個古老的問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些引領潮流的美國大學出版機構已經將這一變化列入它們準備出版的“後現代”、非政治化的出版物的名單之中了。但到這時，在爭取有限的科研經費、出版社的青睞以及學術界的興趣上，有關中國共產主義一般起源的問題，尤其是中國內戰研究的問題，已經迅速地變得毫無競爭力了。

中國的內戰和中國正在變化的政治秩序

幸運的是，所有的終點都是一個新的開始。不是在西方學術界，而是在中國本身的環境中——既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包括作為它的對手的、退到台灣的國民黨當局——中國內戰的研究正在經歷新生。中國內戰研究新的發展、新的出版物，以及新公布的档案材料，為我們揭示出導致這一歷史時期早期研究空白的另一個原因。共產黨雖然在內戰中取勝，但並未從此結束戰爭，從某種意義來說，戰爭延續至今。這使資料缺乏的狀態更加嚴重了。因此，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不可避免地將越來越多的時間花費在搜尋資料上。很自然的，如果想要寫作這樣一個時期的政治和軍事歷史，研究者必須能夠接觸到戰爭雙方（實際上是各方）可以對比的材料，但到目前為止，這仍然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目標。中國國民黨被擊敗了，但並沒有投降，帶著所有的秘密退到了台灣，中國共產黨則在大陸建立了統治。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相關資料的管理和這段歷史的解釋仍是由官方壟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