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4/9頁）

關於中國共產主義在1949年之前的成功，人們有很大的爭議，為了還原《中國的內戰》在這一爭議中最初的位置，本書被分成大致相等的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國民黨的衰敗，第二部分則敘述共產黨的興起。第一部分關注的重點是城市問題以及市民生活：腐敗、通貨膨脹、學生和知識分子。第二部分的重點是農村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從一開始就吸引了人們最多的關注，對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否應歸因於農民民族主義，還是另有原因，人們仍在進行激烈的爭論。

事實上，土地改革，或者說推行對農民土地、財產和政治權力的激進的再分配措施，要遠遠早於1947年。如果我一開始就了解這一點，我或許能夠更早地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個目標上。直到1974年，我關於土地改革的博士論文仍然有許多不合邏輯之處，其中的矛盾太多，以至於無法發表。一開始對我的研究造成阻礙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我查閱了許多1947年實施土地改革的文件，這些資料並不足以證明土地改革已將農民動員起來，讓他們積極支持共產黨的戰爭，盡管這一印象與所有傳統觀點和共產黨官方的說法相反。首先，土地改革怎樣動員和發動十分重要的華北地區的農民？由於這一地區地租普遍保持在較低的水平，而且存在大量擁有自有土地的小自耕農，土地改革實際已經完成了。其次，詹隼認為，共產黨是在放棄他們20世紀30年代的激進的、容易造成分裂的土地改革方案之後才獲得了農民廣泛的支持。如果這一觀點是正確的，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什麽會在全面內戰的關鍵時期重新采用這種冒險的做法？

最終，我又花了一年時間才解開這些矛盾，並且能夠回答有關這段歷史的主流研究中絕大部分問題了，論文的篇幅也由此增加了將近100頁。新的研究顯示，共產黨的取勝幾乎與農民民族主義本身沒有任何關系。但這一研究也指出，如果農民能獲得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激進的社會經濟改革並不會妨礙1945年日本投降前後共產黨對農民的廣泛而成功的動員。給予本地農民一定程度的保障是共產黨獲勝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到1947年，一個更大的變化是，共產黨已經擁有了足夠強大的力量，能夠讓它在農村大範圍地重新施行激烈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了。

我還比較了20世紀80年代幾乎所有關於地區革命根據地的研究，[8]其方式是通過研究當時的各項條令仔細分析這些根據地制度的實際建立過程。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否認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成功是由某種單一原因造成的，無論這種原因是意識形態、組織運動、外國幹預、人民貧困，還是其他方面的。所有人都否認共產黨的成功是因為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一起，並由此產生了一種無法阻止的化學反應。這些研究強調，中國內戰不取決於某種絕對和確定的因素，它是由相對性、人類的創造性，特別是由戰略過程和靈活性決定的。長久以來，上述因素被視作外國學說在中國農村紮根的必要條件（即使不是充分條件）。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了能應對農村地區各種復雜環境和國內外險惡對手的必要的適應能力。在建設農村根據地的過程中，革命力量逐漸發展壯大，最終得以重新奪取城市並贏得最後的勝利。

如果革命可以是被人為“制造”出來的，那麽它也可以是被解構的。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認識上的分歧在逐漸減少。毫無疑問，這種認識上的趨同既與1976年之後中國的變化密切相關，也得益於新的研究成果。1976年後，中國舍棄了毛澤東的許多革命理念，例如他的建立在階級劃分概念之上的社會目標和農村理想。附著在這些觀點上的絕對正確的光環消散了。同樣消失的還有人們對毛澤東思想遺產注定會實現的堅定信念。追根溯源，毛澤東思想來自於我們曾十分仔細地分析過的中國農村。人們不再熱衷於探求共產主義為什麽能在中國農村取得成功了，大部分西方研究者將他們的興趣轉移到了其他方向。

與此同時，毛澤東的去世給中國帶來的一個最直接變化是中國重新“回歸”城市。城市青年從他們下放的農村回到了城裏；知識分子不再受到排擠，開始重新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人們不再被貼上階級成分的標簽；發展的優先次序得到了重新調整。讀者可以根據這些趨勢，並結合中國正在發展的新的政治秩序，重新評估相關章節中的內容。人們對農村革命的興趣開始減退，他們的注意力逐漸轉到城市問題和城市居民身上。20世紀80年代，人們越來越多地聽到中國知識分子發出的異議，讀者由此開始關注早期持批評意見的中國知識分子。這批早期的持異見者力圖在日益腐敗、行將崩潰的國民黨和他們尚不了解的共產黨之間保持公開言論的獨立性。這些早期的獨立知識分子對我們了解中國內戰的歷史仍能提供巨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