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雷頤

1945年8月10日，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抗戰，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普天同慶。這是百余年來，中華民族在大規模反侵略戰爭中第一次取得徹底勝利，而且，在抗戰期間，以英美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為先導，百余年來列強強加在中國身上的不平等條約已基本廢除，租界已經收回，領事裁判權被廢除，被日本強占半個世紀的台灣、澎湖列島即將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在聯合國任常任理事國，百年積弱的中國一躍成為“五強”之一……。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萬分，也不能不使國民政府、國民黨的威望突然高漲，達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戰勝利，確使國民黨得到一筆巨大的政治財富或曰政治資本。然而，就在短短幾年內，國民黨這筆巨大的政治財富或政治資本卻喪失殆盡，在最後的國共大決戰中慘敗而逃。

為何最終如此結局？政治家有不同的思考與解釋，歷史學家當然有更多、更不同、更深刻的思考、研究與解釋，有關論文、專著指不勝屈。美國學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即其中最重要一本專著。

這部五十多萬字、厚五百多頁關於“中國的內戰”的專著，卻幾乎未提戰爭、軍事。顯然，作者認為在1945—1949年決定中國命運的內戰中，戰爭、軍事並非決定性作用，所以本書的副標題是“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然而，所謂“政治鬥爭”，作者對國共兩黨的謀略、策略也惜墨如金。通讀全書，作者的“政治鬥爭”指的是國共兩黨對城市與鄉村的經濟政策，對貧苦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學生、知識分子等社會各階層的政策。這些政策，可以稱之為“社會政策”。然而在國共兩黨的“政權攻防戰”中，彼此不同的各項經濟、社會政策，就是廣義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最終決定鹿死誰手的“政治鬥爭”。

本書英文首版於1978年，20年後，本書於1999年再版。在長長的再版前言中，胡素珊對相關研究在美國的發展、自己的研究範式和學術思想的變化都有詳細梳理。1945—1949年的中國內戰的結局，在美國曾經引起“為什麽我們失去中國”的討論，檢討美國政府在此期間的所作所為。但美國學界不久就開始反思這種研究套路：中國本來就不是美國的，美國如何“失去”中國？他們認為，這段歷史，是中國自己的歷史，應從中國內在因素尋找國民黨失敗、共產黨勝利的歷史答案。在這個背景中，尤其是以農民為主、以農村為根據地、最終“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共產黨取得最後勝利的背景，使有關研究都聚焦於中國的農村、農民。有的學者提出了“農民民族主義”新概念，認為通過領導華北、華東的抗日活動，共產黨得到了人民廣泛的支持。而且，中共不再是蘇共的“復制品”，成為一支帶有鮮明中國民族主義特色的本土政治力量。這種觀點認為，動員農民要從利益入手，中共取勝的根本原因在於在農村實行“土改”，使農民得到實惠，廣大農民為了保衛自己的利益，支持共產黨，“土改”是農村最大的動員力量。然後，進一步動員農民的有效方法是告訴農民，他們的不幸是由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的，“反帝”，即民族主義，是中共動員農民並最終取勝的最重要原因。

對此，胡素珊不表贊同，認為共產黨的取勝同“農民民族主義”沒有任何關系。她舉例說，“土改”固然重要，但中國許多地方土地兼並並不嚴重，農民本來大都是土地所有者，從“地主”“富農”手中分得的土地其實有限。然而，她認為值得思考、研究的是，在土地占有多寡差別並不十分大的許多地方，“土改”依然非常激烈，對占地比其他農民多不了多少的地主和富農的批鬥、鎮壓依然嚴酷。之所以如此，因為共產黨找到了“通過階級鬥爭發動群眾”的秘訣，甚至在地主並不成為一個問題的地區也是如此。因為“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但找到了破壞農村經濟和政治權力系統的方法，還發現了如何動員農民支持建設一個新系統的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土地革命的主要作用是推翻現有的農村上層集團，無論是不是由地主組成。‘土改’摧毀了統治階級政治和經濟上的控制權，是創造新秩序不可或缺的一步。”而中共在抗日戰爭中壯大了的武裝力量，保證了“土改”的進行和“土改”成果不被破壞。

相對於農村“土改”的“過激”，中共的城市政策顯得溫和得多。對城市中的“富人”——民族資本家、大小工商業者，不僅不剝奪其財產，還允許其發展。一些城市工人漲工資的要求過高過快，也並未總是得到新政權的支持。由於多數幹部來自農村，一些城市出現的把農村對待地主、富農的方法帶進城市對待資本家的現象，也迅速被制止。當然，私人經濟活動，尤其是大城市的私人經濟活動，新政權采取了種種辦法將其漸漸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對共產黨城市政策的細致研究，是本書亮點之一。因為幾十年來，國內對以土地政策為核心的中共農村政策研究相當豐富，而對城市研究相對薄弱得多。本書對以往研究注意不多的張家口市做了非常深入細致的研究，認為“張家口實驗”是中共城市政策、管理城市的重要“實驗”，通過“張家口實驗”，共產黨初步取得了管理城市的經驗。“張家口實驗”與東北一些城市的經驗，是1945—1946年中共城市政策起源最重要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