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歷史寫作不僅與它試圖描述的過去緊密相關，同時也會受到歷史現狀的深刻影響，沒有什麽比一本舊歷史著作的新版本能更好地證實這樣一個觀點了。自《中國的內戰》於1978年首次出版後，已經有幾代政治人物和學者離我們而去了。如果將20世紀後期的中國作為研究背景，那麽在這本專著再版之前，我們有必要確定中國內戰最初發生的時間、地點，以及那個年代中國社會的整體環境。對於某些特定年齡的讀者而言，這種重述所起的作用僅僅是幫助他們重溫過去的歷史，因此似乎是顯得有些多余了。然而，歷史的描述並不總是只限於時間一個維度。本書的1997年中文版就向人們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視角，也就是說，時間的間隔並不是歷史著作要跨越的唯一障礙。

事實上，我們有必要對初次閱讀本書的中國讀者做一些基本介紹。我們有理由相信，人們看待歷史的方式以及對歷史的興趣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這也是我們再版本書的主要理由。毛澤東於1976年去世之後，中國發生了許多變化。政府開放了國家档案，並且重新放寬了——盡管不是完全取消——諸多歷史著作的出版限制。正是由於這種開放，學者們得以接觸到有關新中國的大量原始或二手資料，從而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諸多階段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就包括發生於20世紀40年代在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之間進行的內戰。[1]新中國翻譯並出版了許多非中國學者有關中國的著作，這是新時代一個顯著的特色。有了這些翻譯作品，中國學生事實上能讀到許多北美和歐洲大學為自己的學生提供的有關近代中國的圖書。國內外的幾代中國讀者由此同時讀到了對他們親身經歷過的歷史的片段描述。可以肯定，這些歷史片段的作者將為即將閱讀他們作品的新讀者提供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觀。中國讀者以這些外國作者未曾想到的方式充分利用了他們的作品，這是對作者們最好的回報。我們將在下面詳述這種利用的成果。

我對1945—1949年中國內戰的研究始於1969年，那一年我正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政治學博士，中國內戰是我博士論文的一部分。而真正完成這篇論文是3年以後的事情。為達到出版的要求，我在1973年和1975年對文章進行了修改。“籌備出版”的過程持續了3年。直到1978年，它的第一版才正式面世，並於1980年推出了平裝本。這部著作引起了人們的爭議，一些人喜歡它，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沒什麽價值。事實上，人們的評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自己的看法，雖然我和他們有不同的理由。我感到不滿意是由於最終的作品並不符合我最初的期望。題材和資料的缺乏、出版日期的推延、無法得出滿意的結論，似乎讓這本書永遠不可能完成。但在某種程度上，這本書仍然是成功的。因為對讀者而言，它涉及的題材和提出的問題本身是具有吸引力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期10年的寫作過程讓這些問題顯得更加普遍和重要了。10年的創作時間在現在看來或許不算什麽，但在1969—1980年那個思想急遽變化的年代，這一時間跨度足以斷送任何一本書的前程。

問題：美國之亞洲，中國之內戰

在我研究中國內戰的過程中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在1969年對我而言十分關鍵的問題到1980年已經不成其為問題了。到1980年，許多人已經讀過了我的書，人們的觀念也發生了極大的轉變。1969年，在學習中國革命史的學生中間，最時髦的話題是越南和詹隼（Chalmers Johnson），而且這兩個話題被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詹隼當時擔任博士論文評審委員會的主席，他自己有關農民民族主義的論文受到了極大的關注，並引起了不少爭議。[2]如果將背景換成其他的任何時代或政治學科，這樣的議題本不會造成如此大的影響。那時，越南戰爭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焦點，沒有哪一個政治系的學生會不討論與越南直接相關的話題。美國在後殖民地區的外交政策，是否應該參與他國的內戰，這些戰爭的性質，特別是共產主義的挑戰，與此相關的所有話題都引起了人們廣泛而熱烈的討論。

然而，如果人們尋根究底，就會發現這些問題都不可避免地最終歸結到一個最初的激烈爭論上，即對1949年中國“淪陷”於共產主義，美國究竟負有怎樣的責任？這場爭論的結論是，美國當時決定不直接幹預1945—1949年中國內戰的許多考慮是站不住腳的。其結果是華盛頓決心在朝鮮給予共產主義堅決的回擊，並在越南延續了這一強硬立場。

盡管美國政府做出了這樣明確的決定，20世紀60年代後期仍是一個過渡時期，上述問題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並被廣泛討論。隨著兩極時代的終結，20世紀50年代冷戰時期流行的強硬的反共思潮以及產生這種思潮的認識根源已經不再被人們視作是絕對正確的了。冷戰的結束幾乎和它的到來一樣突然。為了對過去歷史進行新的總結，全美國範圍內又展開了另一輪激烈的爭論。和中國發生的情況幾乎完全一樣，越南共產黨最終取得了勝利。美國試圖在自己和對手之間建立一種既共存又遏制的新平衡關系。農民民族主義展現出極大的豐富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有力地回擊了那些認為它即將滅亡的預言。農民民族主義將學術目標和政治內涵結合在一起，這使它具有雙重的意義。由於這種雙重性質，在人們試圖達成新的政策共識的過程中，詹隼既被視為冷戰後第一批研究中國問題學者中的自由主義先驅，也被認為是20世紀60年代這一過渡時期保守主義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