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3/9頁）

研究進展到下一階段，幾乎所有主要的第一手資料給人的感覺都是相似的。薛君度（Hsueh Chun-tu）對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有關中國土地改革的著作進行了整理並專門撰寫了書目介紹。但他表達的仍是這一領域中的傳統觀點。在介紹的開始，薛君度用一種十分有把握的語氣寫道：“在解放區內推行土地改革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取得軍事勝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反對國民黨的鬥爭中，土地改革贏得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支持。《土地法大綱》的頒布明確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農業政策。”[6]

但是，我接觸的資料並不足以充分證明共產黨的勝利和土地改革之間有這種直接的因果關系，研究很快就陷於了停頓，似乎進入了死胡同。我有選擇性地閱讀了許多可以找到的有關1945—1949年中國內戰的文獻，但這樣的閱讀甚至不足以讓我就這一題目完成一篇質量尚可、篇幅短小的論文，更不用說寫出一篇揭示出軍事勝利背後的社會經濟根源的精彩文章了。只是在很久之後，當本書在進行出版前的校訂時，我才終於意識到，幾乎所有人在最初都掉進了同一個陷阱，人們都把“土地改革”選做研究對象，從字面意思來理解它，並接受了官方的說法，即這一改革是從1947年開始的。盡管我們並沒有掌握多少具體的資料，用於揭示共產黨的政治勝利和軍事勝利之間的必然關系及其根本原因，但官方的劃分方法似乎已經成為人們關於國共實力消長的傳統看法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樣，人們便得出了一種折中的結論。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共產黨成功所必須的條件在1945年之前都已經具備了。在隨後的1945—1949年中，共產黨只是將軍事和政治上的優勢轉化為最終的勝利，但這種優勢只是一種附加的成果，共產黨最終奪取政權所需要的革命根據地以及其他重要基礎並不是這一時期完成的。我在研究中還進一步剔除了外國政策的因素，許多美國人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對中國內戰有著決定性影響。最明顯的例子是，20世紀60年代的老一代的保守主義者憤怒地聲稱，是美國政府的無能讓我們失去了中國。但新的觀點認為，是否“失去”中國，並不是由我們決定的。因此，我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國自身的原則上。需要提及的是，我的分析很少涉及軍事。之所以這樣，有幾個原因，其中最現實的原因是有必要限制本書的長度，我本人缺乏軍事上的專業知識和興趣，而且讀者已能找到大量已有的或者即將推出的、從一般軍事角度描寫中國內戰的著作。[7]

在劃定了這樣的“界線”之後，我不敢有把握地說自己能夠對中國共產黨的成功給出一個明確或理論上的解釋。我並不打算寫一部有關1945—1949年中國內戰的政治歷史著作。我的目標較為有限，僅限於對國共兩黨的政治表現進行比較，希望能為人們以後的研究和著述打下一個基礎。我關注的重點在於雙方政策的實施，以及這些政策對一般民眾的影響。我並沒有對共產黨的興起和國民黨的衰落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一個原因是考慮到人們對這一主題的種種爭論，給它設立一個邊界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另一個原因是我不想被卷入“共產黨必然會獲勝”這個更具爭議性的問題的爭論中。但我最終目標的確是通過分析和對比國共兩黨政治成功和失敗的本質，建立一個可以讓我們對1945—1949年這段時期留下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進行評估的標準。

當前的展望：中國的政治，西方的趨勢

自從《中國的內戰》在1978年出版之後，最驚人的事情是，對這一段歷史，當代中國的興趣與西方學術界有了極大的差異。由於種種原因，西方對中國的關注轉移到了其他方向，而1945—1949年間的這段歷史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出於其他一些原因，相比之下，中國的研究興趣在不斷增強，並出版了數量驚人的有關這段歷史的著作。《中國的內戰》中文譯本不過是方興未艾的研究趨勢中同類著作中的一本而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西方學者還在為尋找這段歷史的切入主題和靈感來源而煩惱時，大量的中文著作已經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原始和二手材料，這些材料足以支持人們對這一時期的許多專項歷史進行研究。

中國內戰的研究和西方興趣的轉移

如果讀者閱讀了《中國的內戰》最初在西方的版本，將發現這一版本體現了西方學術界的普遍興趣，即共產主義在中國是如何取得政權的。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人們對共產主義可能造成的威脅不再那麽敏感了，《中國的內戰》將關注的重點轉到了新的方面。在新的版本中，中國內戰不再被視作是中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關鍵性時期，它本身不再重要了，而是作為20世紀中國超越傳統的新政治秩序的一個具有示範意義的早期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