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6/9頁）

因此，雖然我們的興趣沒有將我們引向其他方向，但由於缺乏必要的手段以及越來越多地使用方法論，使得我們無法以更“保守”的方式進行研究。即使在資料相對充裕的今天，仍然存在類似的情況。正如我在書目文章中說過的，今天，人們對社會歷史學和經濟學的學術偏好既可以說是一種偶然，也可以說是在這些領域進行研究的門檻較低所造成的必然。相比之下，與軍事和政治有關的歷史材料則受到了最嚴格的控制，人們很難接觸到它們。而對於中國內戰的研究而言，軍事和政治領域恰恰是最為重要的。

由於一直以來材料的缺乏，現在仍沒有一部明確的用英語寫作的介紹中國內戰的軍事史。事實上，也沒有一部用英語寫作的有關1937—1945年中日戰爭的歷史，以及用英語描述的、將中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其他地區區分開來的專門歷史。[15]由於我們接受了一個早先的傳統觀點，即政治擁有比戰爭更高的重要性，我們的問題和答案主要局限在政治領域，這樣，在我們完成模式化的問答之前，幾乎所有人都失去了興趣。我們仍然沒能對戰爭雙方、他們的政策，以及他們設立的政府機構進行明確的政治描述。由於有這麽多基礎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有關這段歷史的老的爭論既未結束，也沒有繼續發展，而是處於一種“尚無定論”的懸而未決狀態，也就毫不奇怪了。

這樣的問題被人忽略自然導致了許多奇怪的結果。例如，由於缺乏中國官方的權威記錄，日本可以繼續從自己的角度對中日戰爭進行修正主義的解釋，並將這一復雜的歷史遺產留給後人評判。農民民族主義這一設想可能是好的，但已經被推翻了。如果不能對中國共產黨在日本占領期間的軍事成長做出必要的戰略評估，我們將無法理解毛澤東為什麽多次說他要“感謝”日本，也無法調和過去的學者關於毛的這一觀點的爭論。毛澤東通常承認日本人為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正是日本的壓迫教會了中國人民怎樣革命，並逼迫人民起來戰鬥。[16]同樣未達成一致的還有關於下面看法的爭論，有觀點認為，國民黨早年進行的國家建設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在1937年至1949年之間，才有明顯的證據顯示國民黨開始經歷持續的衰退，國民黨自己的領導人也曾多次承認這一結論。

這些觀點留下了許多空白和並未完全解答的問題，為我們指出了未來研究可能選擇的方向。這些觀點還有助於我們了解“東方與西方”或中國與西方關於中國近代歷史看法的差異，以及中西方的交流互動是如何對新的研究造成影響的。目前，西方學者似乎剛剛從他們早期觀點的束縛中掙脫出來。似乎只有研究對外政策的歷史學家才對中國內戰保有持續的興趣。其他的學者則開辟了許多新的研究方向，包括對戰爭、政府機構、政黨，尤其是社會和文化主題的研究。這些研究偶爾會顯示出一定的偏向性，讓人回想起以往的爭論。但幾乎所有新研究都集中在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上，依照目前的進展，如果只靠西方學者自己的努力，恐怕幾代人以後他們才會重新關注1945—1949年的中國內戰。[17]

但隨著西方和中國學術界的交流日益頻繁，甚至是不可避免，西方研究者可以得到的幫助大大地增加了。幾乎所有中國學者都認為國共兩黨的敵對和沖突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前西方對1949年以前的中國歷史的研究也是因為同樣的觀點。在今天的人們看來，共產主義已經結束了，共產主義帶來的所有挑戰，包括中國內戰，都是另一個時代的事情。中國共產黨正試圖實現自身的轉型並對這一過程進行有效地控制，正如國民黨在台灣所做的那樣。目前的中國正處於一個特殊歷史周期的最後階段，挑戰是真實存在並正在持續的。同樣重要的是，國共之間的爭鬥已經又一次成為一種政治生活的常態，雙方“配合默契”，如同1945年的情況一樣——盡管現在的環境更加復雜，雙方的位置也發生了倒轉。

50年之前，在進行革命的過程中，共產黨人已經發展出遠遠優於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的政治和軍事技能。今天，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工作可能仍然是出色的，但由於蘇聯的解體以及由此引起的眾多共產主義國家的垮台，世界力量的平衡已經不可逆轉地向相反的方向轉移了。20世紀的中國人——無論他們擁有怎樣的政治信仰——或許比任何其他國家的人都更能敏銳地察覺到這一“世界趨勢”，因為整整一個世紀，中國都在以一種自覺、辯證的方式應對世界潮流。經過了過去20多年的經濟改革和政治寬松，中國共產黨自我調整的步伐越邁越大。現在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中國是否會順應世界潮流，選擇正確的發展方向，而是中國為自己設立的具體目標是什麽，以及它要用多長時間實現這一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