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圖哈切夫斯基案與蘇聯紅軍第一次“大清洗”（第3/7頁）

蘇俄（1922年12月30日以後則為蘇聯）陸海軍人民委員，1918年4月8日至1925年1月26日是托洛茨基，他下台後第二任是米哈伊爾·伏龍芝（1885—1925）。但伏龍芝任職未及10個月，1925年10月31日就因胃潰瘍手術引發心臟病不幸逝世，於是由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克裏門特·伏羅希洛夫（1881—1969）繼任。伏羅希洛夫在中國的名氣很大，但蘇聯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諾夫（1915—1979）在《我這代人的見證——關於斯大林的思考》一書中卻告訴讀者，當他接任時大家都覺得有點奇怪並表示不滿，認為那個職務應該由一個比他更有威望、更懂軍事的人擔任。書中還記載了朱可夫接受西蒙諾夫采訪時對伏羅希洛夫的評價：

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對他擔任的職務是不大內行的，他一直到最後在軍事問題上也只是略識門徑，從未有過深刻認真的了解。但是他擔任了高級職位，有了名氣，自認為是一個精通軍事問題的真正軍人。而實際上人民委員部的相當大部分工作當時是由真正的軍事專家圖哈切夫斯基承擔的。

朱可夫稱圖哈切夫斯基是“真正的軍事專家”，並非沒有理由。圖哈切夫斯基出生在一個俄羅斯貴族家庭，1914年畢業於沙俄亞歷山大軍事學校。那是1831年在莫斯科建立的一所軍事學校，紅軍第二任總司令謝爾蓋·加米涅夫也是其校友。“一戰”初期，圖哈切夫斯基是沙俄軍隊的一名少尉，1915年被德軍俘虜。四次越獄都被抓回，但又第五次越獄並且獲得成功，1917年10月回到俄羅斯。在德國戰俘營裏，他認識了同為戰俘，也曾多次越獄均未成功，“一戰”結束才得以重獲自由，後來成為法國總統的戴高樂。盡管出身貴族，圖哈切夫斯基卻在十月革命後（1918年4月）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並由季諾維也夫、斯維爾德諾夫推薦給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當即把指揮紅軍第5集團軍的重任交給年僅25歲的他。

圖哈切夫斯基受到重用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紅軍建立之初擴充很快，急需大批軍事指揮人才，像他那樣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或者雖未加入但贊成布爾什維克主張的原沙俄軍官大多得到重用。就連一些盡管不贊成，但也沒有公開表示反對的軍官也被當作“軍事專家”聘用，不過有時會采取扣押他們家屬做人質的辦法。1920年8月，紅軍有約48,000名原沙俄軍官、10,300名原沙俄軍隊管理人員和21萬名原沙俄軍隊的士官。1922年內戰結束時，紅軍83%的軍、師兩級指揮員都是原沙俄軍官。

1925年伏龍芝接替托洛茨基擔任陸海軍人民委員以後，對紅軍進行整頓、改造，目的是建立一支正規化軍隊，而圖哈切夫斯基就是他的得力助手，1925年11月至1928年5月擔任副陸海軍人民委員兼總參謀長。後來朱可夫在接受西蒙諾夫采訪時說，圖哈切夫斯基在戰略問題上博學多才，具有深思熟慮、冷靜、善於分析的頭腦，不但主張把紅軍建設成一支正規化軍隊，而且看到科學技術進步和工業發展對軍事的影響，主張發展空軍和裝甲兵，組建獨立的坦克部隊，而不是把坦克僅僅當作輔助步兵、騎兵進攻的武器。別忘記，坦克曾經有步兵坦克、騎兵坦克（也叫快速坦克）之分，這對傳統的偏重騎兵的做法是一個重大挑戰。然而，這被斯大林（還有伏羅希洛夫、布瓊尼等人）拒絕，並且將他調離，改任列寧格勒軍區司令員。1931年才重新任命他為副陸海軍人民委員（後改稱副國防人民委員），1936年任第一副國防人民委員。在1936—1939年西班牙內戰期間，蘇聯是支持西班牙民主陣營的主力，派出空軍參戰，T-26（9.6噸輕型步兵坦克）、T-27（2.7噸“小坦克”，tankette）和T-28（28噸中型坦克），也都在西班牙戰場“亮相”。和支持弗朗哥的納粹德國一樣，蘇聯也把西班牙戰場當作了發展空軍和裝甲兵的武器試驗場。

德國文獻還指出，圖哈切夫斯基是第一個看到使用傘兵作戰可能性的人，並且早在1931年就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傘兵部隊。

非常重要的是，在蘇聯軍人中，圖哈切夫斯基是第一個看到在希特勒獨裁統治下德國有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的人，這與他和德、英、法等國高層人士多有接觸有關。1932年他應邀率領一個11人代表團訪問魏瑪德國，為期4周，會見了總統興登堡元帥和多名德軍高級將領，包括當時擔任國防部長、11月出任德國總理的庫爾特·馮·施萊歇爾（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後來擔任德國戰爭部長的布隆伯格，後來反希特勒密謀集團主要成員之一卡爾-海因裏希·馮·史圖爾普納格（K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1936年他作為外長李維諾夫率領的蘇聯代表團成員前往倫敦參加英王喬治五世（George V，1865—1936）的登基大典，途中在柏林停留，又會見了一些德軍高級將領，包括陸軍總司令維爾納·馮·弗裏茨。在倫敦他會見了時任英國戰爭大臣、第二年（1937年）改任海軍大臣的達夫·庫珀（Alfred Duff Cooper，1890—1954），此人後來成為內維爾·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內閣成員中最有名的公開批評其綏靖政策的人，《慕尼黑協定》簽字第二天即以辭職表示抗議。回國途中在巴黎停留，會見了貝當元帥、法國外長皮埃爾·弗拉丹（Pierre Étienne Flandin，1889—1958）和法軍總參謀長莫裏斯·甘末林（Maurice Gustave Gamelin，1872—1958），還會見了多名“一戰”期間曾經是德國戰俘營難友的法國軍官，包括戴高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