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傷在該死的胸口（第4/10頁）

我們從伊拉克回國後，他就一蹶不振，在海軍陸戰隊舞會上大出洋相，每個周末都喝得酩酊大醉——工作日大概也一樣。我記得有一天早晨八點他走進行政辦公室，依然宿醉未醒，唇間含著一大塊濕煙草，問道：“誰有吐渣的杯子？”沒人願意讓他吐在自己那裏，於是他聳聳肩，說了句“啊，我操”，然後拽起自己的衣領，吐在了襯衣裏面。這事在陸戰隊裏被議論了好幾個星期。

這是一種方式。沃克勒的是另一種。差不多我們一回國他就開始想盡辦法被派往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已近尾聲，這在我們的派遣結束前就很清楚了。他追著9團1營的一位連長軟磨硬泡，直到他們為他預留一個名額。隨後他來行政辦公室辦手續時，我沒有按慣例讓下屬處理，而是讓他直接來找我。我想再次面對面地見他。

“所以你想去阿富汗？”我說。

“是的，長官，戰鬥在那裏。”

“9團1營，”我說，“‘行屍’。”就所有戰隊的稱號而言，他們的大概是最棒的。因為經歷了越戰，9團1營有資本誇耀他們在海軍陸戰隊史上最高的陣亡率。陸戰隊員喜歡把自己比作擁有自殺性攻擊力的瘋狗——現實中他們有時確實如此，因此“行屍”在他們眼中很“酷”。

“是的，長官。”

“你知道，”我說，“他們規定最短休整時間是有原因的。只是因為你覺得自己可以重返前線，並不意味著你真的準備好了。”

“9團1營很多陸戰隊員都從沒被派遣過，長官。”

“你有他們需要的經驗？”

“是的，長官。他們需要優秀的士官。”

陸戰隊員常在軍官面前唱些陳詞濫調，所以有時很難聽出他們的話裏有幾成真話。

“9團1營有不少陸戰隊員已經派遣過三次、四次、五次。”我說。

他點點頭。“長官，我知道真正不幸的事發生是什麽樣子。”

這句話難以反駁。

“真的很難熬。”他說，他的聲音很鎮定，仿佛在談論天氣規律，“這幫弟兄很可能需要面對同樣的事。”

“有些人或許的確需要。”

“我懂得怎樣和人相處，”他說，“我能做得很好。”他的語氣裏透出極度的冷峻。這讓整間屋子都顯得冰冷、沉靜。

“我同意，”我說，“很高興你會去那邊。他們需要優秀的士官。”

我為他辦完派遣手續就讓他走了。他問我最後的一件事是：“長官，你覺得他們會授予蒂姆中士榮譽勛章嗎？”那是唯一一次他冷靜的外表上露出一絲裂隙，透出他的真實情感。

“我不知道，”我說，“希望如此。”這個回答聽上去遠不能令人滿意。

那天以後我只見過沃克勒兩次。一次是在追授蒂姆中士海軍十字勛章的儀式上，他和博伊蘭強忍淚水，最終都失聲痛哭。就在那個星期我收到了紐約大學的錄取通知。我敢肯定，如果沒有在陸戰隊的經歷，我是不會被錄取的。對紐約大學來說，我是一名老兵。一名有兩次派遣經歷的老兵。這在他們眼中頗具分量。

最後一次是沃克勒啟程前往阿富汗那天。我正在午休時間進行三英裏跑，而他的連隊在麥克休大道旁集結，等待登車。家屬手中的美國國旗多到你可以把星條旗作為迷彩偽裝，天氣熱到每個胖叔叔腋下的汗跡都擴散到胸口。

沃克勒和一群士兵在一起，每個人都在抽煙、開玩笑，仿佛準備去露營——從某個角度看確實如此。

我停下腳步，迎上前去。沃克勒看見我，露出了笑臉。“長官！”他說。他沒有行軍禮，但並不感覺不敬。

“下士。”我說。我伸出手，他用力握了握。“祝你在那邊好運。”

“謝謝，長官。”

“你會幹得很棒，”我告訴他，“處理你的調動，那是我工作中值得驕傲的幾件事之一。”

“烏拉，長官。”

我感覺似乎該開個玩笑，比如“離鴉片遠點兒”，但我不想說勉強的話。因此我繼續慢跑。三個星期後，我離開了海軍陸戰隊。

退伍後的第一個月在我記憶中已然模糊。我作了一段旅行。隨後我搬到紐約，很多時間裏我都穿著內褲看電視。母親說我是在“解壓”。

那時候我的同學朋友大多從事公司法或投資銀行業務，或是在退出“支教美國”[85]後重新審視人生。

奇怪的是，離開陸戰隊以後，我比在軍中更強烈地感到自己的軍人身份。你在紐約碰不到很多陸戰隊員。在我所有朋友眼中，“那個陸戰隊的”成了我的代名詞，而對於每個我遇到的人而言，我也是“那個陸戰隊的”。如果他們尚不知曉，我會在交談中一有機會就提到這一點。我留短發，和從前一樣瘋狂健身。紐約大學開學時，我看著那幫本科剛畢業的小子，心想：沒錯，我他媽就是個陸戰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