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傷在該死的胸口（第5/10頁）

他們中有些人教育背景很好，來自排名前五的法學院，卻不知道海軍陸戰隊是幹什麽的（“就像一支更強大的陸軍，對吧？”）。很少有人關注戰爭的進展，大多數人的想法都停留在“那是個可怕的亂攤子，所以就別想那麽多了”。還有些熱衷政治的家夥，他們有明確的立場，是我最不願與之交談的。他們中一些人同時也是不容異見的公共利益維護者，他們痛恨戰爭，不明白為什麽有人會鉆研公司法，不明白為什麽有人會參軍，不明白為什麽有人想擁有一支槍，更別說扣響扳機，但他們仍會在口頭上對我表示敬意，並用從動作電影和征兵廣告中得來的片面印象判斷我遠比普通百姓更“強悍”。好吧，沒錯，我是個陸戰隊員。至少，我不是他們。

紐約大學以向公益領域輸送大量人才為榮，“大量”的意思是十到十五個百分點。如果紐約大學畢業生從事薪水低於一定標準的公益事業，他們的助學貸款可以部分或全額減免，這樣省下的錢超過普通美國人三年的薪水。入學儀式上，和其他所有沒有魯特獎學金、沒有富有的父母、也沒有在對沖基金工作的未婚夫或未婚妻的同學一樣，我一邊聽紐約大學的課程介紹，一邊想：噢，他們想讓我在未來六年裏玩命地學習，卻住在貝德福德史蒂文森區[86]。有了助學貸款減免的誘惑，紐約大學的學生五個裏會有四個考慮公益性工作。然而他們經過反復權衡，參考他們崇拜的功成名就者的職業軌跡，最終還是選擇那幾家知名律所，泯然眾人。

公司法律師喬對我說：“做法律援助吧。或是去公共辯護律師事務所。”

我們在一間屋頂酒吧喝酒，面對著克萊斯勒大廈令人驚嘆的夜景。喬為我叫了一杯摻了豆蔻的白酒。我從未喝過這樣的東西。

“我不再是理想主義者。”我說。

“你不必是理想主義者，”他說，“你只需做一個不會被無聊工作壓垮的人。要知道，這些工作根本不費腦子。有時候我恨我的客戶，希望他們輸掉官司，但事實上，這比大多數案子都強，因為大多數案子牽涉的都是大公司，我完全不在乎他們的輸贏。除了每年都在減少的獎金，我拿固定工資。但我按小時收費，這意味著我幹得越多，公司合夥人分的錢就越多。為了當上合夥人，人們會拼命幹上十年，他們這麽做可不是野心勃勃想要改善新員工的生活質量。他們只是為了錢。我也是。”

“你是為了還清上法學院和大學的貸款。”我說。

“但你不用，”他說，“你有退伍軍人助學津貼、黃絲帶計劃和你在海軍陸戰隊攢的錢。如果你走我的老路，你得沒日沒夜地審閱文件，還得搭上他媽每個周末。你只想一槍把自己的腦漿崩出來。”

關於債務喬說得沒錯，不過作為曾經的理想主義者，我也有自己的經驗。海軍陸戰隊給我的啟示是，基於理想主義的工作並不能消除你想一槍崩出自己腦漿的沖動。

退出“支教美國”的保羅對我說：“如果你想做公益的話，要謹慎選擇去處。”

他與另兩人合租了一套晨邊高地[87]鐵路旁的公寓，我們在那兒見面。公寓散發著精神分裂者的氣質，墻上貼著“討伐體制樂隊”的舊海報、加框的《紐約客》封面以及中國西藏的經幡。

“美國沒救了，兄弟，”保羅啜了口啤酒，“相信我，你不願當那個從下沉的船裏往外舀水的人。”

“伊戰老兵，”我指著自己的胸脯說，“這種事我已經幹過了。”

“我也是，”他說，“我隨時可以拿我的中學任教經歷和你的派遣比。”

“他們向你開槍了？”

“有一天一個學生拿刀捅了另一個。”

那比不上沃克勒或是博伊蘭，更比不上死去的英雄蒂姆，但絕對把我比了下去。我距離暴力最近的經歷只是看著傷員和垂死的士兵被擡進基地醫院。

“那所學校裏最讓人悲哀的，”他說，“是那些正派的孩子。因為，老實說，那所學校已經爛到根裏了，聰明的選擇是他媽扭頭就走。”

“有什麽解決辦法呢？特許公立學校？《有教無類法案》？標準化考試？”

“嘿，我可不知道。要不然你說我為什麽會讀教育領導力的碩士？”他笑道，“所以如果你想從事公益事業——”

“——我需要確定自己不是胸前巨大傷口上的一片創可貼。”

“你別去做公益。”投資銀行的埃德對我說。我們倆在一間詹姆斯·邦德主題的酒吧裏抽著雪茄，著裝要求是卡其褲和一雙好鞋。

“但我覺得——”

“我認識你多久了？你該去律所。這是個簡單選擇。讓我幫你分析一下。”

“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