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戰（第3/14頁）

我在空著的椅子上坐下，面對特別助理，身旁是紮拉。假如她被停學，我想，那對她也不是什麽大問題。她會回到教授媽媽和紳士爸爸身邊待一個學期，靜心思過，然後在他們資助下重返學校。假如我被停學，我父親會把我再次踢出家門。

“好吧，瓦吉赫，”特別助理說，“我發音正確嗎？瓦古？瓦吉？”

“沒問題。”我說。

特別助理告訴我阿默斯特對威脅性的言論有多麽重視，尤其是針對一個近年來飽受歧視的群體。

“你指的是穆斯林？”我說。

“是的。”

“她變成穆斯林也就三天吧，”我說，“我遭受那種歧視已經很多年了。”

他面帶憂慮地看了我一眼，然後揮手讓我繼續。我感覺像在接受心理治療。

“我是阿拉伯裔，在北卡羅來納州生活了四年，”我說，“至少她還能選擇是否要當恐怖分子。”

“穆斯林不等於恐怖分子。”她說。

我轉向她，心中無名火起。“這不是我的原話。專心聽我的話。”

“我們在聽，”特別助理說，“但你這些話對你可沒幫助。”

我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深吸了一口氣。我在陸軍中的工種是37F，專業心理戰軍士。如果我不能通過心理戰脫困，我就一文不值。

我權衡自己的選擇：伏地認錯或者反咬一口。我總是傾向於後者。在伊拉克，有一次我們在廣播裏喊道：“勇敢的恐怖分子，我在這裏等著勇敢的恐怖分子。來殺我們吧。”這種玩法總比躺在地上露出肚皮強。

“在軍隊裏我們有個說法，”我說，“感知即現實。戰爭中，有時不在於發生了什麽，而在於人們認為發生了什麽。南方佬以為格蘭特將贏下希洛戰役[67]，於是當他進攻時他們潰不成軍，結果他真的贏了。你的真實情況並不重要。“9·11”之後我的家人被當作潛在的恐怖分子。人們總是以貌取人。感知即現實。”

“我的感知，”紮拉說，“是你威脅了我。我跟光明社的朋友們談過，他們也有同樣的感覺。”

“他們自然覺得受到了威脅，”我對特別助理說，“我是個發瘋的老兵，對嗎？但唯一涉及暴力的話是她說的。在她指責我謀殺穆斯林的時候。”

特別助理的目光移向紮拉。她盯著我。在某種意義上，我撒了謊。她從沒使用“謀殺”這個詞。我不想給她時間辯解。

“有人朝我開槍，”我說，“很多次。我看見人們，是的，中彈倒下。有人被炸飛。男人的碎片。女人的。孩子的。”我順勢渲染道，“我盡我所能。我做了正確的事。至少對美國而言是正確的。但那些不是愉快的回憶。現在有人指著你的鼻子……”我聲調漸低，一臉痛苦地望著天花板。

“我沒有——”她開口道。

“指責我謀殺？”我說。

“我問了個合乎情理的問題，”她說，“成千上萬的人死去，而……”

特別助理試圖讓我們冷靜下來。我向他擠出一個微笑。

“我理解她為什麽那麽說，”我說，“但……有些夜晚我無法入睡。”

那不是真的。大多數晚上我都睡得像個喝醉的嬰兒。我注意到特別助理臉上閃過一絲恐慌，決意趁熱打鐵，從他們的包圍中一舉脫困。

“我看見死人，”我用顫抖的嗓音說，“我聽到爆炸聲。”

“沒人對你的經歷表示不敬，”特別助理忙說道，滿臉恐慌，“我相信紮拉對你沒有不敬的意思。”

片刻前，紮拉還是一副忿忿不平的樣子，此時卻現出驚訝和悲戚的神色。最初我以為是她對我的花招感到失望。我沒意識到她或許只是同情我。如果當時知道這一點，我一定會被激怒。

“我沒想威脅她，”我說，自認為十分機智，“但傷害已經造成了。”

特別助理久久凝視著我。他似乎在判斷我是個多大的騙子，但最終還是決定息事寧人。“好吧，”他說，雙手做出龐提烏斯·彼拉多[68]洗手的動作，“所以——理性的旁觀者會認為雙方均有充分的理由覺得被冒犯。”

“我想這是公平的。”我說，表面上鎮定自若。我們正處在控訴與反訴的戰場。我覺得底氣十足。

然後紮拉用略顯挫敗的語氣解釋了她的顧慮。她的穆斯林同胞那些“可以理解的憂慮”，以及他們團結一心、“積極反抗歧視”的必要性。與其說她在表明自己的立場，不如說她在為自己的過激反應道歉。我所謂的徹夜難眠竟然牽動了她的惻隱之心，這著實令我驚訝。她在課堂討論中的靈光此時不見了蹤影。她說完後，我大度地接受了她感覺受到威脅的理由，並同意未來會注意我的措辭——如果她也同樣自律的話。特別助理不住贊許地點頭。他告訴我們，“你們有很多共同點”，然後我們耐著性子聽他的訓誡——此件事有何教育意義；如果能消除怨恨，我們可以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我們答應會從對方身上學到很多。然後他強烈建議我就失眠問題咨詢學校的健康服務。我說我會的，然後整件事結束了。我成功脫困。